[新闻人生] 中国科技部急推实验室管理与加强病毒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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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了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安体系。中国科技部近日推出《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各部门也强调要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确保生物安全。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中国科技部推“实验室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病毒管理”确保生物安全。据中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15日在记者会上指出，推出《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主要是为了加强规范管理和服务，高效有序推进全国应急科技攻关，条文中要求实验室发挥平台作用，服务科技攻关需求。

吴远彬还说，在此同时，各主管部门也强调要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确保生物安全，“在科技攻关中既强调特事特办，又强调合法合规，加强相关研究的论题审查和知情同意，做好疫情期间外国专家保障，为各企业提供好服务。”

该报道说，此外，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张新民张新民表示，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进度上，目前已经进入到动物实验阶段，“疫苗作为一种应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其安全性是第一位的，研发上必须遵循科学规律以及严格的管理规范，要给科研人员一定的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也指出，动物实验是药物进入临床前非常重要的环节和步骤，现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最有效的动物模型还是灵长类动物、猕猴，“目前，在灵长类动物模型里已经看到了跟人相似的症状包括病毒载量的变化，包括肺部的CT影像检验，这批模型已经通过验证，即将投入到药物的筛选和功能评价上。”

该报道没有提及是否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

彭丽芳

嘿嘿，少跟我玩这个逻辑圈套。我又不是文科know-how 某某某。btw/ 网友回复：逻辑满分！这个网友是谁呢，是楼上的雨打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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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5 16:58

fuchen

支持世卫组织上美国实验室检查，就是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同意，从理论上讲，美国重返世卫组织了，可以让世卫组织去美国调查。

彭丽芳

世卫组织（WHO）咨询委员会顾问杰米·梅茨（Jamie Metzl）披露，基于“压倒性的”大量证据，病毒来自实验室。。。

爱飞de鱼

时至今日，还在粘贴复制西媒炮制的各种新闻作为自己论据的支撑，却不用科学逻辑思考一番。
还将病毒标签化，亚裔被歧视、被迫害，如此境地你们真的“居功甚伟”。

fuchen

掌握话语权可以颠倒黑白真是利害。问题是骗的次数多了，人们也不信了。说些事实，当年所有西方主要媒体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大屠杀，还有照片为证，法院并以此做为证据之一判决其死刑。后来西方媒体自己承认造假，没有大屠杀，可是这时齐氏夫妇坟头的草都几度枯荣。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认错之时，伊拉克几十万人的生命已经消失。莓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杀M S L。却关心新疆的M S L，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从二战后接手日本等生化研究至今，中国突然出现的非典对人种的不同结果。中国从非典后才建立了武汉病患研究所。这又来黑。中国不研究，以后碰到病毒攻击束手无策就好了？美国研究了那么多年还在别国应用却视而不见，真是骗子太多，傻子都不够用了。

彭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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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 12:17

今日武病所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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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 12:17

彭丽芳

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主任的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表示，他認為中G病毒（冠狀病毒）起源於中國的一個實驗室。作為病毒學專家，他還解釋了為何他認為病毒從動物傳給人的說法說不通。

在CNN週五（3月26日）播放的一個採訪中，雷德菲爾德對病毒起源發表了他的看法。





雷德菲爾德質疑病毒從動物傳給人的說法
雷德菲爾德表示，「實驗室研究的呼吸道病原體感染實驗室工作人員的事並不罕見。」

中共官方聲稱，該病毒於2019年12月首次被發現，出現在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雷德菲爾德對這一說法表示質疑，他說，病毒從動物傳給人且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得如此之好，這在生物學上說不通。

他還表示，通常當一個病毒從動物傳到人身上時，「它需要一段時間來找出如何在人與人的傳播中變得越來越有效」。

「我不相信這從蝙蝠以某種方式傳到人身上，且當病毒傳給人類的那一刻，就成為了我們所知道的人類最具傳染性的、人與人之間傳播的病毒之一。」他說。

雷德菲爾德：病毒最有可能來自實驗室洩漏
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距離武漢病毒研究所約10英里。該研究所是研究冠狀病毒如何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頂級實驗室，也是外界質疑病毒洩漏的地方。

雷德菲爾德表示，他相信，病毒最有可能從武漢的一所實驗室逃脫。他認為，此次疫情是在2019年9月或2019年10月開始在武漢局部爆發的，比中共官方時間表早了幾個月。

「我的看法是，我還是認為武漢的這種疾病最可能的病因是（病毒）從實驗室逃逸。」雷德菲爾德進一步闡述，「別人不相信。那可以。科學將最終弄清這一問題。」

「這是我的看法」，雷德菲爾德說，「但我是一個病毒學專家。我的一生都在和病毒學打交道。」

他說，他的這一說法並不帶有任何意圖。

雷德菲爾德的這一說法也反駁了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團的說法。該調查團在對武漢進行考察後表示，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理論「極不可能」。

世衛組織專家彼得·本·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2月表示：「研究結果表明，實驗室洩漏假設極不可能解釋該病毒傳給人類的原因。」


據美聯社報導，世衛組織團隊提出，病毒從蝙蝠通過中間動物傳給人類是最可能的起源。

但美聯社表示，在進行了調查之後，發現中共政權在世衛組織團隊調查期間，「對疫情研究進行了限制，並命令科學家不得與記者交談」。

此外，《華爾街日報》也援引世衛調查人員的話說，中共當局拒絕向調查人員提供2019年12月中國武漢市爆發疫情初期發現的174個早期病例的原始、個性化數據，這些數據可能會幫助他們確定中共病毒首次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方式和時間。

幾週前，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表示，有「巨大的證據」支持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洩漏的說法。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因為中國實驗室的故障而導致世界暴露在病毒之下。」蓬佩奧在3月初告訴ABC新聞。

1月15日，時任國務卿的蓬佩奧在國務院網站上發表聲明，要求世衛調查團弄清楚三個問題：

1）武漢病毒研究所（WIV）內部人染病問題：美國政府有理由相信，WIV內部的幾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秋季，也就是首例（中G病毒）病例確認之前，就生病了。這幾名研究人員的症狀和COVID-19以及常見的季節性疾病一致。

2）WIV對「RaTG13」和「基因功能的獲得」（gain of function）研究：至少從2016年開始，WIV研究人員對RaTG13病毒進行了研究，該病毒是WIV在2020年1月確定的蝙蝠冠狀病毒，是與SARS-CoV-2（中共病毒）最接近的樣本（96.2%相似性）。

3）WIV與軍事研究的祕密聯繫：儘管WIV以民事機構自居，但WIV與中共軍方在出版物和祕密項目上都有合作。至少從2017年開始，WIV就代表中國（中共）軍方從事機密研究，包括實驗室動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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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湖北省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 就是反思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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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7 01:17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我原本准备一早就回湖北荆门老家过春节。我也没想到会封城啊，结果就走不了了。我老家也有几百例感染新型肺炎，我父母的情况我也非常担心，但我没有办法，现在只能是“一种相思，两地哀愁”。
    我的生活习惯平常晚上睡得很晚，因为原本第二天要回老家，我就早睡了，准备第二天早起，谁想得到凌晨2:00发了通知要封城。既然走不了，那就买了很多菜，囤积着，以备未来之需，一直吃到今天。
迄今为止，我已经14天没有外出了。现在武汉大街上基本上空无一人，只有仅剩的几家药店还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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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楼下就有疑似感染的病人。好多朋友说要给寄东西，我说不要了，我们这栋楼有了病例，如果快递小哥再被感染了，那就会影响更多人。这不已经有新闻报道快递小哥被感染上了吗？现在武汉唯一还有的快递就是顺丰，顺丰小哥到我们这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进我们小区不要进我们这栋楼，因为已经有了疑似病例。
最恐慌的是现在！
    你知道恐惧也是分层的，前一天的恐惧和今天的恐惧是不一样的。老实说我前两天并没有觉得多么恐惧，但是现在我明显地感到了大家的恐惧在升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湖北通知的是2月14日上班，我认为可能做不到，即使是坐班的话，也可能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目前看来，我们还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个人非常反感朋友圈里“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还给武汉”这样的口号，它们忽略冒犯的是一个个个人的具体处境。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住不上医院，还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他们是该指责的对象吗？这难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吗？
如果我有了疑似的症状，今天住不上医院，那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看看能不能住院？那他不就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播者了吗？可是，这能怪他吗？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什么他们就应该呆在家里，不应该跑出去把病传染给别人，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天理了，那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都全部摧毁了！他可以被隔离，呆在家里，但要有人管他啊！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身边认识的人得病的越来越多，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近。我前两天还可以下下楼，这两天我怎么下楼呢？前两天还可以通风，这两天怎么通风呢？我楼下就有了几个疑似病例。因为还没有做上核酸检测，只能居家隔离。在我看来，这样的办法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这不就是闭上眼睛骗自己吗？人是有求生本能的，有人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着病情加重，甚至等来自己的死亡吗？人的求生本能必然要求他出门为自己的生存呼喊，而在求救的过程中，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传染源。
    即使要隔离，也应该像昨天下的通知那样，及早地征召宾馆、体育馆等场馆。武汉现在号召“社区负责制”，但实际上社区做不到，因为防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来负责，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这是无效的。现在唯一可信的就是仪器，仪器在医院，当然就要奔向医院了。所以只能苦熬。


  我觉得现在武汉缺乏一种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在巨大的恐惧和困惑之下，所有的人都在猜疑和苦熬。如果有人得了病，他会不断回忆自己曾经与谁接触过导致自己被感染，长此以往，心理上肯定会出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封闭多久，很难对时间做出某种规划。事实上，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作家，很多人说你可以写作啊，那怎么可能？生活已经把你打回了原形，水落石出之时，你就要承担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境遇下的职责，尽一个人的本分。至于写作，那是以后的事，而且我认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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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城之前，元月四日我去南宁出差，同行的一个青年作家对我说，情况可能比较糟，当然他可能也只是一种直觉，谁也料不到情况会恶化成这样。那天我戴着口罩去的南宁，到了南宁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还笑话我说你果然来自疫区啊。回来之后开两会，市里开完省里又开，这么大型的集会，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没事了啊。我们都没有想到疫情会发散和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这一次的疫情，传染性太强，潜伏期太长，这就是它比SARS可怕的地方，传染者他不发热也没有其它症状你怎么知道他被感染了呢？
    我特别觉得这次灾难中的年轻人非常可怜，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已经发烧了，高度疑似。到我们这个年纪，在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点资源，可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刚到武汉没多久，20来岁，刚刚毕业，刚刚结婚，如果又是外地来武汉的人员，他们在武汉的人脉资源就更要比我们少得多，他们还没有享受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便利，就遇到了这样的灾难，很容易就乱了方寸。生了病没有办法确诊，没有办法住院，他们内心的焦虑、压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一个大学老师，她的老公和父母都已经感染了，好像父亲已经去世了，她自己也高度疑似。在封城的情况下，她半岁的孩子谁来带？她发出的求救之声多么悲哀，已经不是救她的命，而是谁来救他们的孩子的问题了。
看见的听见的全是生离死别啊！
    我很反感一种说法：“武汉按下了暂停键。”这是暂停键的问题吗？好像恢复了暂停键，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似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去过汶川，我的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创伤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创伤的地方，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尤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殡葬车在前面开，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跟着喊着妈妈妈妈。看到这个视频，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心特别乱。

我所在的小区比较大，有一天我还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哭着喊妈妈，那天又下着雨，真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它迫近得太厉害！那天以后我的心都是乱的，也没法写作，也读不进书了。
    我认识的朋友染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接到的求救也越来越多。我的同事、熟人，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我尽可能帮他们做做协调：怎么样能做上检测，怎么样才能住进医院。但是前几天还有些医院的朋友可以帮帮忙，这两天根本就不行了，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自己得病了都住不上。这真是真实的绝望。我倒没有那么矫情地说什么“写诗是可耻的”，但确实，个人生活和个人内心的一道分水岭已经产生了，所以你很难再像过去一样生活。

    我有些医护朋友，我每天都和他们聊聊天。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自己缺防护服，防护服根本不敢脱。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协和医院缺防护用品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天，她中午给我发了个微信语音，说她女儿在北京没有口罩，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我也没办法，我是有口罩，但是我也寄不出去。后来我就叫我的朋友们，几个几个的口罩给她女儿寄过去。至于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也是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它至少影响了我一个选择，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捐助一点钱，那现在我肯定要重新考虑我的选择。

    加缪《鼠疫》我经常读，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通过一部小说来认识一个民族的处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被展现被揭露过。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肺炎病毒的新闻出来后，网上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嘲笑购买双黄连的人的智商的各种段子，我看完以后特别愤怒！你和他们难道不都是可怜人吗？嘲笑他们，你和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嘲笑一个和你一样悲惨的人，和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人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事实上，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

    宁浩导演很担心我，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或者微信联络。我记得当初拍《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大家还说，中国人是我们拍的这样吗？为什么不去拍《战狼》这样的电影呢？《疯狂的外星人》本质上是通过科幻的外衣来反思中国国民性的一部电影。它还是走在鲁迅先生所开创的道路上，刻画人物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没有阿Q的影子。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无论在灾难之中，还是在灾难之后。我觉得经此一劫，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