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为啥盛产吸毒者、艾滋病、小偷和孤儿
作者：王月兵
2015-08-07 第582期
多年来，从政府到民间，对凉山地区的各种援助不断，但在这里，毒品、艾滋病、犯罪等社会问题触目惊心，贫穷的面貌更没有得到改变。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深入过当地的志愿者都认为这里的人好吃懒做，不值得同情。今天的中国很少有地方集中这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承受这样尖刻的批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导语]
一篇“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给大凉山带来了全国舆论空前的关注和同情，也让凉山这个既内陆又边缘的地方走到风暴的中心。
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统称大小凉山，包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马边、峨边县及云南宁蒗县等地。这一地区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聚居，汉族人口少，长期贫穷落后。
多年来，从政府到民间，对凉山地区的各种援助不断，但在这里，毒品、艾滋病、犯罪等社会问题触目惊心，贫穷的面貌更没有得到改变。
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深入过当地的志愿者都认为这里的人自甘堕落，不值得同情。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地方集中这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承受这样尖刻的批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毒品泛滥：连彝族的孩子们都知道海洛因的样子
在大凉山，成人吸毒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连孩子都从小在吸毒父母的影响下接触毒品，有的在7、8岁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使用注射器吸毒。“2007年，凉山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
自1990年代开始，毒品便折磨着大小凉山。据布拖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回忆：“90年代初，海洛因就带进了我们村。我读中学时，他们也说，你也来品尝一下，免费啊，这是治病的。我那个家支(即同姓家族)，有个老人家去世，没人杀牛了，年轻小伙子没有了，要么吸毒死了，要么贩毒关在监狱里，要么就是跑到外面当盲流了。”
彝族虽然有吸食和种植鸦片的历史，但80年代以来的毒品问题属于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
80年代，中国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管制逐渐松弛，大凉山的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初到城市的贫困劳累，传统中对毒品意识的淡漠，让他们很容易接触到毒品交易并吸食。随后，返乡青年将海洛因带回大凉山，当地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昭觉县宣传部的一名汉族工作人员说，吸毒在许多年前是很时尚的，彝族人把毒品用来炫富，朋友到家里玩，请人吸上一口毒品，是表示好客和有钱。许多年前，有家人的毒品丢失，还到公安局报了案，而公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还积极配合查找。（南方人物周刊《毒品阴影下的凉山彝族孤儿》）
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凉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并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并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影响。（马林英《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
不少人就做起了中介买卖“以贩养吸”或寻求致富，甚至村里手头有闲钱的干部、乡村医生、老人也加入发财行列。女性涉毒人数越来越多，凉山女毒贩甚至将婴儿偷骗、拐卖、出租，或直接利用自己的婴儿来参与贩毒。
毒枭往往利用孕期妇女贩毒，甚至是还差一个月就要生产的妇女。
根据凉山昭觉县路甲村长的说法，1995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当时该村约1200名居民当中，超过200人吸毒。木哈村干部则估计，同样是1995年，该村78户人家当中，只有3户无人吸毒或贩毒。而根据凉山州禁毒委员会1999年的划分，全州17个县（市），共有9个县（市）属于毒品重灾区和次重灾区，除西昌市以外，其它8个县均系彝族聚居县。
●艾滋病盛行：一家子有5口人，4个人都患了艾滋
与吸毒直接相关的是艾滋病的盛行。
“被乡长带去一户人家，年龄30+的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男主人贩毒吸毒丢了一条腿，拿出残疾证和贫困证给我看。除了最大的孩子，其他四位成员都是HIV携带者。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这一家已经空了。”
这是一位志愿者在大凉山的见闻。艾滋病已经成为大凉山的不定时炸弹。
1995年6月，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截至2008年，凉山州累计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近万例，然而由于情况复杂，防疫力量不足，这并非普查之后的准确数字。另据专家估计，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州实际感染人数不少于2万人。在这些HIV感染者中，彝族占91.54%；15岁到40岁的青壮年占96.52%。在凉山州，90%的孤儿的父母死于由吸毒感染的艾滋病及其相关疾病。
静脉吸毒共用针具是此地最重要的艾滋病感染途径，潜在的威胁却是性传播。由于民族传统风俗，未婚的彝族青年多性伴现象比较突出，加之他们的性生活中很少使用安全套的习惯，所以吸毒人员配偶和性伴侣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较高。性传播的增加，必然又会伴随母婴途径的出现，当地彝族早婚早育，在民族政策的允许下，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4个孩子。感染艾滋病的生育妇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儿童感染，使得母婴传播在当地比较普遍。
艾滋病也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2002年初，昭觉县卫生局防疫站在竹核乡的大温泉及木渣洛两个村随机抽取了1000个血样进行检测，就检测出HIV感染者96人。
如今，凉山地区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陆续进入发病死亡期。在这些毒品泛滥和艾滋病流行的村寨，出现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孤儿和无人照料的孩子。这些儿童严重缺乏食物和营养，大多数失学和辍学，沦为社区中最贫困、最脆弱的群体。此外，由于当地人习惯早婚早育，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4个孩子(政策允许少数民族生育2-3个孩子)，所以，这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问题比河南等地要多得多。按照民政部门2012年的统计，凉山有7000人左右的双亲死亡孤儿，失去父母抚养的孩子达到了2.5万人。
●全国有名犯罪问题：专爬高楼的“凉山艾滋飞贼”
凉山彝族以偷摸犯罪为耻，但毒品改变了一切。当地宾馆服务员经常警告客人，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吸毒的人很多，他们抢劫，杀人，治安很乱。”
2006年，时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代理县长的曲木伍牛曾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凉山彝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贫困现状及其特点》。调查报告显示，凉山当地社会治安较差，罪犯作案的动机随意化；作案的手段简单化，甚至赤手空拳也作案；作案的目标低值化，为一包烟一瓶酒也去作案；他们对作案后果不计较，从未想到作案后会对他人和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只顾眼前目的的实现。
这些年“凉山小偷”逐渐名声在外。彝族青年在城市游荡的经验，往往都与盗窃、坐牢有关。检索新闻，各地爬高楼入室盗窃的罪案经常与彝族人有关。
2013年，南昌红谷滩公安分局摧毁一个特大系列爬窗入室盗窃团伙。该团伙有8名成员，均是四川昭觉籍彝族人，他们通过徒手爬楼开窗的方式入室盗窃百余起，最高曾爬上10层。
2014年12月，南通市警方抓获了三名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这3人均来自四川，彝族。其中犯罪嫌疑人吉夫里日有吸毒史，患有艾滋病。他们交代自己是徒手攀爬下水管上9楼盗窃的。
2015年2月，南昌市公安局抓获了两名盗窃嫌疑人。两人均为彝族，四川省美姑县人。
江苏常州监狱32监区是江苏省唯一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的监区，2007年组建后已收押269名艾滋病罪犯，其中彝族在押犯占一半。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彝族青年因为贫穷而背井离乡成为“外流人员”，到前往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寻找打工。他们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不懂汉语，劳动技能单一，有些捡垃圾，有的人在建筑工地当上工人，往往干不上几个月。不少彝族人在城市街角和郊区逐渐形成聚落，开始偷盗，抢劫。
●大凉山那么穷那么乱，是因为彝族人好吃懒做吗？
大凉山毒品泛滥，艾滋病盛行，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都与当地的生活状态脱不开关系。有网友把大凉山的贫困等问题归结于当地人的“狭隘自私”、“好吃懒做”。他们对彝族男人的印象是：白天晒太阳、晚上酗酒，最喜欢赶集日到集上喝酒、赌博，不劳动、不学习。
这些说法虽说只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面，并非全景，有误解，但也有一定事实依据。不过，这些现象只是当地彝族社会生产凋零、秩序崩坏的表象，不是贫穷的根源。一方面，当地农牧业生产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土地出产能力极低，不论如何劳作，产量已经很难大幅提高。另一方面，90年代前后，当地发展基本已经和内地及全国的发展脱节。剩余劳动力增加，面向这些地区的招工减少甚至绝迹，相应地便是各类社会问题丛生，毒品问题正是这个时期最为猖獗。没有工作、没有新型收入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必然是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凉山的社会变革与当代贫穷问题》，作者@少学汉重回沪上）
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高远认为，“把大凉山贫困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传统和文化，不是什么创见，而是许多缺乏调查研究方法和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容易做出的误判。给穷人贴上'愚昧'标签的人大有人在。这是一种'穷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的理论的翻版。事实上对于贫困的根源，联合国和学术界早有定论：'贫困是机会和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表现'。”
“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教育缺失表现在凉山彝族农村成年人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缺乏适应现代生活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文化边缘化表现在彝族乡民既不懂汉语文，也不能通过彝语文获取现代知识和信息，导致他们与现代社会相隔膜和冲突，仍然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中。即使能到城市打工，他们也因为存在文化障碍而遭受社会排斥和就业歧视，难以获得合法收入和公共服务，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分享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成果。” |
发表于 2018-12-3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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