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故居其实就是二战时李光耀和日本纳粹勾结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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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村的女人 发表评论于 2017-06-15 10:58:03
所谓李光耀故居其实就是二战时李光耀和日本纳粹勾结的证据。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李光耀和李登灰一样二战时都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而这屋子本是犹太商人的屋子。在二战日本纳粹打到新加坡时，犹太人跑了，屋子就被充公变成日本帝国的。后来李光耀主动替日本人做事而得以低租金租得此屋子。日本投降后，李光耀应该把屋子交还给英国殖民政府或犹太商人。但他似乎没还就把屋子变成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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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村的女人 发表评论于 2017-06-15 11:10:32
很多中国人说他们很支持李光耀，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李光耀其实是所有新加坡人里最反华的？

新加坡原本和马来西亚一样有华文教育的，但在六十到七十年代时被李光耀灭了。李光耀还把新加坡唯一以华文教学的大学，南洋大学关了，並把已经是新加坡公民的南大校长陈六使赶回中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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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6/15/6315800.html

ankana

治理国家经济，李光耀还是有些手段，但是讲到民主什么的，新加坡是监管最严的国家，因为和美国关系紧密并且地理位置的问题，西方国家从来不批评而已，例如自由国家可以游行示威，表达自己思想吧，新加坡不可以，记得10多年前，新加坡政府突然出台一个政策，严重影响二手车行，几乎让这些人无法生存，当时我最小的叔叔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有人组织（我叔叔不是组织人，但是同意参见抗议活动），活动前2天，家里奶奶姑姑都接到电话，看着你儿子，弟弟，某天（就是预订游行的哪天不许出门），也有警察直接到叔叔家，敲开门和叔叔说，准备好一切日用品，某天绝对不许迈出房间一步，而且叔叔家电话手机从这时刻就不通了，后来游行抗议自然没有，带头组织的几个人，反正后来都各种原因被抓（偷税， 和邻居有争吵什么的），叔叔移民去泰国了，说这个国家太恐怖了。我们就是他养的狗，给狗粮，狗屋住，稍有反抗，就是坐牢的下场。

所以后来每次听到其它人说新加坡民主什么的，我都嘲讽的笑，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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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口：
5,535,000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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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人口：
30,340人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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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均收入真的不高，跟北美没法比…虽然税也不高就是了。这边大学生平均起薪3000新币出头，纯文科纯理科可能还达不到，十分优秀的又在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的那批四五千。哦对哦这边大学生可不像国内一抓一大把大学生。这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上的理工学院，大学是少数成绩好的人才能上的。至于广大没有大学文凭的毕业生，起薪两千多新币，甚至有的起薪就一千多。换算完汇率可能比国内二三线城市好一些，但和北上广其实没多大差距。更别提不换汇率的比较了…更不用说这里工资天花板也是很低，华人做到老最后基本上都是超不过两万的，事实上大部分人是超不过一万的。平均水平（根据我观察到的，除去部分高薪行业比如金融业）大概就是到五六十岁的工资依然是5000左右…看看人家北美年薪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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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富人去新加坡，穷人去不了。
游戏里面都是人民币玩家，没有非人民币玩家，最后人民币玩家也会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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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份报告的另一部分，2000-2014年，中国超过91000高净资人士移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移民到了新加坡。可以负责任的讲，综合所有因素(文化，环境，治安，法制，教育，医疗，投资环境，资产安全性，经济自由度和活跃度，税率等），新加坡是富豪移民的第一天堂。再加上语言因素的话，新加坡这个中英文双语国家比欧美澳加更受中国富豪的青睐。下面是一些你可能认识的移民新加坡的富豪

作者：刘易杰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911043/answer/7874390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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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8日 - 江苏省华西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11年全村销售收入超过550亿元,向国家缴税85亿元,年人均收入达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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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均收入真的不高。这边大学生平均起薪3000-4000新币出头，纯文科纯理科可能还达不到，十分优秀的又在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的那批四五千。80%人都是上的理工学院，考不上大学的考生成绩可以在澳洲轻松进前八，竞争还是很大的。全国90%以上人口可以熟练掌握英语和母语，我身边同学都会三四门外语，而且都极其勤奋。广大没有大学文凭的毕业生，起薪两千多新币，换算完汇率也就是一万人民币左右。更别提汇率最近跌幅很大，新币兑人民币只有4.6了

作者：松博文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911043/answer/7877872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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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和中国人有啥子关系.新加坡人自豪和中国人有有屁个关系....
新加坡人不学中文是实打实的;场面上会说也不说也是实打实的.
这种两面派留给新加坡人就行了;就不要当中国人的伟人;新加坡不就是个大大号的华西村....

八月的扇子

满是恶意的文章，为诋毁而诋毁，然而写的很蠢，观点论点都很可笑。
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渔港，逐步建造成为一个社会极度安宁，人民普遍富裕的国家，李光耀于新加坡是功是过，新加坡人自有判断。
说李光耀-----天生性格，好斗好胜。无论何时都以斗倒别人为荣，所以大半生都在为权力而斗别人。为得胜利，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控制别人。权力在他就是一切，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也构成罪责？
哪个政治人物不是好斗善斗分子，政治斗争本质残酷，没有这点基本素质，秉性温恭俭让的早被人灭的渣都不剩了。
说到恶魔，近代的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毛太祖。。。。谁不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之徒？跟他们比，李光耀还真当不起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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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毛太祖虽然都是战争狂人，但却是有根本区别的，前两个屠夫的狠毒只对异族，后两个伟人的屠刀则专砍本民族。搞笑的是，居然有那么多本国人深切怀念之，也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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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齐简

一、性格与战争造就独特的价值观

李光耀的第一项成就是建立他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他掌权后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他独特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天生的性格，一个是他在二战时期的经历。

他的天生性格，好斗好胜。无论何时都以斗倒别人为荣，所以大半生都在为权力而斗别人。为得胜利，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控制别人。权力在他就是一切，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他在战时有两段经历，一段是做黑市生意，发战争财，一段是为日本陆军报道部收集情报，也就是当汉奸。这两段经历更把他的性格导向恶的一面，使到他的一生所作所为完全与善背离。

他后来之所以能给人好印象，不是因为他的为人，而是因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所得，以钞票来包装的缘故。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极少人会说钱不好。他正是用钱来包装他一生的罪恶。

李光耀是峇峇人的后裔，从祖父那一代起便为英国人所同化，但是他不接受英国人的价值观，也不接受中国人的价值观。他后来虽然一度提倡儒家思想，但那只是为了当总统铺路。他从不接受儒家思想，也不明白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他只是想利用儒家思想。终其一生，全无儒家求仁行善的思想。无论在何种环境，他都急于谋取个人利益。

1941年12月8日，日軍入侵新加坡，英军投降。当时，李光耀十七岁，还在中学读书。他马上意识到“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日本成为他的新主人，给他带来机会。他赶紧看风使舵，投靠日本人。

当时，在新加坡的文化人如郁达夫和潘国渠，不想为日本人服务，逃到印尼苏门答腊避难。可是，李光耀却心甘情愿为日本人服务。

日本占领新加坡约三年零六个月。这个时期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十分重要。他独特的价值观就在这个时期养成，奠定他对权力的观念，和日后施政的手段，影响他的一生，也影响新加坡人的生活。

为了服务新政权，升官发财，他下定决心学日文。他苦学三个月，并考试及格。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待日文更进步了，便为新主人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见《风雨独立路》第五章）：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

这“报道部”并非“新闻部”，也不是一般通讯社，而是隶属于日本陆军的情报部门，负责电波战。附图是当时报道部便服人员的臂章（见何维炽《李光耀的第一份政府工考》，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他做的是很具体的收集情报工作：收听盟军的广播，并记录下来，交给日本皇军，用来杀人放火（见《李光耀回忆录》76页）。

当时，英军已经投降，唯一抵抗日军的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见《李光耀事不关己不劳心》，刊新加坡文献馆）。他给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无异于帮助日军杀害游击队人员，杀害自己的同胞。

为日本人服务，投靠侵略者，帮助敌人杀害自己的同胞，这在一般中国人眼中，是当汉奸，是很可耻的事。可是，因为李光耀没有中国人的价值观，他并不以当汉奸为可耻。他完全不在乎汉奸的罪名，只要有利益，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他以自己为中心，自私自利的性格的反映。

当时，除了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李光耀还做了一件在他是很重要的事：黑市买卖。

他在自传中说：

1944年我加入了黑市经纪人活动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我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
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充当日本大公司、军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

这黑市生意，还是跟日本人勾结来做的，所以十分顺利。这样子发战争财，他觉得是很光彩的事。

做黑市生意是一般良民所不屑的，更以发战争财为耻。可是李光耀并不以此为耻。他在黑市生意中很成功，获利丰厚。这样的经验无疑更加强他重功利的本性，形成他一生的价值观。

这个时期的经验对他后来执政，有极重要的影响（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目睹日本皇军残暴使用权力，明白权力的重要。这导致他后来几乎用一生的精力于权力斗争，想方设法斗倒反对他的人。在他掌权三十多年间，一直如此，极少时间用于国家建设。虽然在经济方面得到一些成绩，但经济发展和政治压制所带来的破坏非常大。这破坏不仅在于环境，更可怕是扭曲了人性。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严重扭曲新加坡人的人性，变得冷漠无情，不成人样。

有个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说，她在新加坡所遇见的狗比人多。这虽然语带鄙视，却也不完全错。1970年以后成长的新加坡人，深受李光耀价值观的引导，一般都不仅自私自利，还傲慢自大，看不起人。这在外来的人自然感受很深。正是：“狗眼看人低”。这跟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人完全两样。这完全是李光耀统治的结果。

他随时随地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人送入监牢，残酷虐待，手段比日本皇军更加残酷。他依靠特务和警察，造成白色恐怖的气氛，借以恐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逼迫服从，以达到统治的目的。他这是从日本皇军处学来的（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日本皇军要平民、士兵和学生都“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这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也给他灵感。1965年独立后，他要所有新加坡学生和军人天天念“信约”，宣誓效忠，就是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希特勒要年轻人宣誓效忠的统治手段的威力。于是，他在所有组屋区设立由自己的党控制的托儿所，从幼儿开始洗脑；又设立“青年领袖训练学院”，培养干部控制联络所，成为特务机构，宣传效忠意识，并监视群众的言论和活动。至于学生与工人的活动，则由职业学生（学生特务）和警察对付。他就靠特务和警察恐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择手段，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

1980年代，他突然提倡儒家思想，也是为了宣传效忠意识。他当时正准备当总统。

他所定的教育政策显然也来自日本皇军。他的教育政策的目的也跟日本皇军的一样：“要人们服从”，接受他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1945年，正当李光耀投靠日本人，为皇军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李光耀又看风使舵，急急忙忙投入英国人的怀抱。这正反映出他只求眼前利益的本性。

这段历史的详细情况，在他的自传中，只字不提，至今还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大致肯定的，那就是：他把日本陆军的情报交给英国人，换取英国人的信任，将功赎罪，免受惩罚，并且保送他到英国读书，样样受优待，并在后来扶持他登上政坛（见《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及《是英国人选择了李光耀》，刊新加坡文献馆）。

他去英国时，还得到另一个叫陈崇秋的汉奸的帮助（见《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

这样的人，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汉奸。因为他投靠英国人，得到信任，所以战后他并不被逮捕，还保送他到英国读书，并成为英国的代理人。要是在中国，他必定被逮捕，控以汉奸罪，并且坐牢。

战后，中国的汪精卫手下的汉奸如周佛海，法国的贝当元帅，都因为与敌人合作而被捕判刑。李光耀的独特价值观，既不同于欧洲人，也不同于中国人。他完全不以当汉奸为耻。

李光耀曾经说过，他赞赏意大利十六世纪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主张。他在自传中说：

Between being loved and being feared, I have always believed Machiavelli was right. If nobody is afraid of me, I’m meaningless.
在让人敬爱与让人惧怕两者之间，我永远相信马基雅维利是对的。要是没人怕我，那我就没有意义了。

马基雅维利有两句名言：
其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其二：受人敬爱不如让人惧怕。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特点是：无情、重功利、轻道德、以人为工具。

李光耀就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负面。希特勒、蒋介石、东条英机，生前死后都有人赞颂，但更多人唾骂。李光耀也正如此。

在二战时期，欧洲最能体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是希特勒，在中国是蒋介石，在日本是东条英机。李光耀的统治手段即来自这三个恶魔。这使他养成十足功利主义的恶观念。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待一般百姓，依靠特务与警察，让人惧怕；对待邻国，则花钱买各种武器，让邻国惧怕。

追求功利，不择手段，不以作恶为耻，这就是李光耀独特的价值观。他掌权之后，就把这样的价值观传给新加坡的下一代。终其一生，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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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社会_society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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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证”的具体情形，据死里逃生的东岭学校校长赖向荣回忆说：他于1942年农历正月初四（2月18日）被日军从家里带走，第二天被押到一所英文学校进行“检证”，日军先后高喊“义勇军的举手”、“资本家的举手”、“医生举手”、“教员举手”，接下来是小商人、工人等等，逐一举手。当时有很多日军的暗探爪牙混迹在人群中，所以很难逃过日军的魔爪。

“检证”后，被押到不同地点关押，只有少部分人被释放回家。正月初九（2月23日），日本宪兵派了卡车来接难民，第一批被押走的是40多个义勇军，接着是40多个资本家，再接下来就是2车教员，1车医生，连同其他各界人士共36辆车，每一辆车上有6个日本兵押送。

到了培本路，6个人一排，手连手绑在一起，然后，一排排押到培本学校的山顶，又由山路下到谷底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边，大家一走到山谷，就看到前面的一排被机枪扫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赖向荣弄松手上的绳子，跳进土坑，从弯弯曲曲的泥坑溜走，继而爬上小路向山上飞奔，日军不断向他开枪，他的左腿被击中，幸好只伤及表肉，并未打中骨头，侥幸逃脱。

（二）向新马华人强迫征收献金5千万马来亚元。日军在以“检证”之名对华人进行屠杀的同时，在经济上对华人也进行压榨，强迫华人“自愿”献金5千万马来亚元（日军入侵新马之前，英殖民地政府在新马发行纸币总计2.2亿马来亚元），其中新加坡献金份额是1千万马来亚元，但有的州没有凑到日军所要求的份额。

（三）发行了大量军票（有报道称军票总额为5.5亿马来亚元）， 二战后被英国当局作废，使当地人民蒙受巨大损失。

1966年1月，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新设计图获得李光耀的批准。工委会即于进行地基工程和建筑工程招标。3月4日，地基工程动工，4月23日，建筑工程动工。1966年11月1日，在纪念碑工地举行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改葬仪式。

自1963年3月至1966年10月，总商会善委会在35处进行发掘工作，费用全部在总商会内部筹措，共计6万余马来亚元。共挖掘遗骸607瓮，其中605瓮安放在纪念碑下，其余2瓮，1瓮因身份确认被家属领走，1瓮因盛有二战时军人遗骸多具而被英军领走。另有些遗物，其中包括妇女的耳钩和儿童的脚环等，统交晚晴园（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保管，陈列于文物室。

1967年初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建成，并定于1967年2月15日举行揭幕式。纪念碑高68米，由4根椎形柱相聚而成，象征着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等四种文化合而为一，表示了新加坡各民族的紧密团结。中间有一铜瓮，代表盛装遗骸的605个瓮。碑基四周有水池环绕，由于水影的反照，基石恍若浮于水中，使人有庄严之感。

1967年2月15日，新加坡举行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揭幕式，到场的有各国驻新外交使节，各社团代表、各学校校长、蒙难者家属等逾千人。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揭幕致词时强调：“今日我们集合在这里，并不是要撩起旧日的仇恨火焰，也不是为了清算血债，我们是要悼念那些在新加坡的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无辜……”言辞间对日本相当的缓和。之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的致词也相当的“克制”，当然这是李光耀让他再三修改演讲稿，以尽量使其平和的结果。
http://m.jionglishi.com/a/jiemi/11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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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日军在新加坡到底屠杀了多少华人？

时间:07-26  点击:21次

1962年初，在新加坡白沙、杨厝港、南洋大学云南园、惹兰加由等十余处地方，陆续发现二战时为日军所杀害的大量民众遗骸，20余年前为日军“检证”时所屠杀华人的血案又浮出水面，并引发新加坡民众要求日本对二战时杀害民众的“血债”进行赔偿。

日军在新加坡所犯罪行主要有三方面：

（一）以 “检证”为名对华人进行屠杀

二战时，由于日本对新加坡华人的祖国——中国进行侵略，当地华人反日情绪很浓，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日。

日本进攻新马时，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星洲华侨抗日动员总会”，并成立华侨义勇军参与抵抗日军进攻，失败后散入民间，与日军进行游击战。1942年2月18日，当日军占领新加坡3天后，就对当地的华人进行“检证”，甄别抗日人员并进行屠杀。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本人就曾在“检证”中侥幸逃脱。关于“检证”被杀害的人数，1947年英军检察官在新加坡进行对日本战犯进行调查时搜集的数据为2千5百多人，战后日本复员省俘虏关系调查部的数据是5千人，新加坡学者蔡史君认为2.5万人比较接近死亡的数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根据日据时期槟城发行的《彼南新闻》载有“日军占领新加坡3日后的2月18日到21日，把华人成年男子集中到7处检问，带走70699人”的新闻，认为其中有约5万人被带到偏僻之处杀害。（皇帝说史按：有的媒体妄称被害者“十万”，则涉过分夸大之嫌）

http://m.jionglishi.com/a/jiemi/11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