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20国的总人口从1950年的1.08亿人，爆增长到2015年的5.33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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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中东的人口爆增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1、中东人口爆增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中东人口爆增明显大大超过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加剧了中东的水资源危机。

中东地区本来就是全球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地区。几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的原因虽然在领土，但水资源却是各方争夺的重点。“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水资源的大部分，并在1978年和1982年对黎巴嫩开战，企图掌握利塔尼河的控制权” [③] 。

1970年代以后人口爆增，对中东的水资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联合国2009年统计的全球最缺水的20个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了12个；最缺水的10个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了8个。其中，巴林、科威特、巴勒斯坦、阿联酋、卡塔尔、利比亚和沙特等7个国家的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低于100立方米/人·年，前4个国家甚至低于40立方米/人·年，是全球最缺水的4个国家。 [④] （人均可更新淡水量比较：全球平均7915立方米/人·年，中国平均2140立方米/人·年，中国北方缺水地区平均640立方米/人·年）

如此严重的缺水，必然爆发激烈的水资源争端。不仅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用水争端几十年不能和解，就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用水纠纷也不能调和。例如，埃及与邻国在尼罗河、叙利亚与伊拉克在幼发拉底河上的用水纠纷就长期不能解决。

2011年2月，瑞士联邦主席在日内瓦提出了题为《蓝色和平：中东水资源的再思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因为人口增长、移民、城市化和气候变化，“50年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众多河流流量减少50%~90%”， 水资源已经成为“当前中东地区分裂和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 [⑤]

中东地区本来就生态环境脆弱，河流稀少，有的国家甚至都没有地上河，长期依靠开发深层地下水维持生存。人口爆增明显加剧了中东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

2、水资源危机导致食品短缺

水资源危机的进一步表现是食品（尤其是粮食）短缺。

以沙漠为主的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旱，植被覆盖率极低，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低下。1980年代的数据显示，由于缺水，“阿拉伯国家的已耕地面积还不到其可耕地面积的28%” [⑥] ，并且，即使在已耕种的土地上，也因为雨水或灌溉不足而难以获得好收成。197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人口激增，中东国家除了利用石油收入增加粮食进口外，仍然不得不主要依靠大规模开发河流沿岸地区和沙漠绿洲，去尽可能地增加耕地资源以提高粮食产量 [⑦] 。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最终还是成为粮食进口国。“1980年阿拉伯国家的粮食自给率是60%，而进入90年代以后，其粮食自给率下降为49.6%”；“除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人均粮食都很少，吃饭问题日益严重”。 [⑧]

例如，“叙利亚1950年代是小麦及谷物的纯出口国”，有所谓“阿拉伯地区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的称号，“但到1970年代末就要进口30%的粮食”。同样因为人口激增，“自1974年起，埃及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⑨] ，2004年埃及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净进口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0.6% [⑩] 。

图5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制作，以中东人口大国伊朗和埃及为例，对比人口增长大大超过食品生产的情况。
图5显示，1970—2010年，伊朗的人口增长了1.75倍，而同期食品生产仅增长了1.02倍；埃及的人口增长了1.36倍，但食品生产仅仅增长了0.79倍。尽管1990年代以来，埃及政府一直致力于“沙漠转化耕地”项目，埃及的种植面积增长了30% [11] ，但食品生产仍然赶不上人口增长。

在中东各国中，伊朗和埃及还算是有不少河谷土地和沙漠绿洲可供开发的国家，那些更少甚至缺乏可供开发的河谷土地或沙漠绿洲的国家，人口激增所导致的食品短缺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在炎热干旱、满眼沙漠的中东地区垦荒种粮、从事农业生产并非长远之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东人一定要“头撞南墙方回头”。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口大国沙特便有这样的教训。

沙特凭借全球第一的石油出口成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代，沙特的石油收人曾占国民总收人的80%。此后，沙特不满足于石油行业一枝独大的国民经济结构，便想在发展农业上也有所作为。

1966年，沙特耕地面积仅有50万公顷（只占国土面积的0.2%），粮食产量只能供应本国需求的10%。1970年以后，沙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高额补贴鼓励国民开垦新耕地。1971—1994年，沙特农业用地从不足40万公顷增加到160万公顷。为了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和农村饮用水两大难题，沙特由国家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筑坝蓄水，修建海水淡化厂，大力开发地下水（为此打了灌溉自流井4万余眼、饮水用井5.2万多眼）。到1980年代末，沙特不仅奇迹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出口（沙特的小麦出口曾跃居世界第六位，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于荣誉奖）。1990年代初，沙特甚至还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数千吨鲜花。 [12]

然而，沙特基本上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一则耕地稀少，二则水资源极为匮乏（沙特没有河流和湖泊，年均降水量仅70.5毫米，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不到100立方米/人·年，在全球最缺水10个国家中排名第八）。由于没有可靠的地表水，沙特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和海水淡化来满足用水需求。但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本质上是用石油换水，目前，“沙特国内石油消费的一半用于生产淡水”。按此计算，2015年沙特海水淡化约耗费8400万吨原油，占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的1.9%，这甚至超过了法国当年的原油消费量 [13] ，但由此提供的淡水也不过每年人均二三十立方米 [14] ，代价太高。更重要的是，过度开采地下水使沙特的地下水资源急剧下降，相关数据显示，1979—2003年，沙特的地下水存量锐减了60%。

因为耕地尤其是淡水的制约，沙特的农业奇迹注定是昙花一现。

其实，实施兴农政策不到20年（1990年代初），沙特政府便注意到了发展农业与国内自然资源的尖锐矛盾，比如他们“注意到对小麦的补贴助长了农民对地下水的肆意开采和使用”，于是，沙特开始“放弃偏激的自给自足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把对小麦的补贴减少了75%”。此后，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变，沙特的农业用地逐年减少，最终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粮食进口”。

2009年，沙特政府决定，“完全取消对高耗水的小麦和苜蓿的补贴”，并逐年减少小麦和苜蓿的生产，直至完全停止国内生产。同年，富裕的沙特制定了“海外农业投资行动计划”，鼓励国民和企业到其它国家去种地，以方便自己进口农产品。 [15]

可见，虽然中东地区开发河谷地带和沙漠绿洲可以缓解食品短缺压力，但中长期却贻害无穷。因为，对于脆弱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必然会破坏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荒漠化过程，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样的自然“铁律”，连财大气粗的沙特也不得不遵从。

3、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198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迅速增加，但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所谓“强人政权”、“威权体制”，所以石油财富只是向少数家族和富裕家庭集中，普通民众受益不多，国家经济也没有真正实现“起飞”。相当多的中东石油美元被用于金融投机，但在一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1990年代以来，中东一些国家相继进行经济改革，但“改革不仅未见成效，反而使得民众生活更加困苦”；“2007—2010年，中东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9.30%，其中6个国家超过10%，伊拉克更是高达22.7%”。这主要是因为，“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其经济改革往往是牺牲民众利益以维护自身特权，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多数下层民众只能通过以往的‘粗放’方式维持生计”。 [16]

因为人口爆增，中东茫茫沙漠边缘的乡村和农林牧渔（第一产业）所能够容纳的劳动人口数量有限，于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满足于乡村城镇生活，而是更多地向往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实现人生价值。这是中东各国相继出现过度城市化的基本原因。“到20世纪末中东许多国家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17] 。

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失业率持续上升。

一般地说，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表现为，石油产业独大，现代工业体系发育不足，第三产业不发达，因而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大量农村移民由于种族、性别、教育、技能培训等受限只能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承担着失业和贫困的不确定性风险，使城市的贫富分化加剧”。1990年代，5%的埃及富裕人口拥有全国收入的54%，而56%的社会中下层人口仅占全国收人的12%。 [18] 2011年，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异）均大大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最低的巴林也达到0.58，其余国家都在0.65以上，黎巴嫩和埃及甚至超过了0.8。 [19]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富人逐渐向北部气候凉爽、用水便利的地区集中，穷人则集聚在南部老城区，人口拥挤不堪，生活密度增大，卫生实施极差”。在埃及，1970年亚历山大和开罗两城的失业人口曾占到全国失业人数的59%；1980年代中期，首都开罗的移民人口有22%~26%“靠贩卖纪念品和食品维持生计”。 [20]

2015年，埃及官方的报告称，“目前埃及约26.3%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51.2%青年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27.8%的青年人接近贫困线，而24.1%的青年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埃及青年人口（18至29周岁）占总人口的23.6%，占劳动力总量的52%。“2014年离开埃及的青年人的比例同比增加17%”；“失业是青年人移民的主要原因”。 [21]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埃及的上述状况在中东颇具代表性，“在阿拉伯国家，超过30%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其数量约占总失业人数的52%”；这一数字甚至高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 [22] 世界银行的失业统计数据更高，例如，2014年，埃及15~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42%，沙特也高达30%。 [23]

长期的“强人政权”和“威权体制”阻碍了中东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使得传统的家族、部落和教派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对青年（尤其是失业青年）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失业青年（尤其是占比较高的高学历失业青年）有精力、有活力却找不到地方发挥，极易陷入迷茫和骚动之中。巨大的贫富差距容易使这种迷茫和骚动转变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的不满，而“威权体制”则容易招致憎恶情绪。这两种情绪的交织，很容易引导青年（尤其是失业青年）成为社会激进运动、教派纷争和民族冲突的主力军，有些青年则更容易被宗教极端组织诱惑而加入恐怖活动。 [24]

4、“难民潮”的背后是“生态难民”

中东人口爆增迫使中东各国大规模开发沙漠绿洲和河谷地带，而过度利用水资源（包括大量开采深层地下水）最终会加速土地沙化和荒漠化，恶化环境形势，降低土地供养能力，压缩人类生存空间，最终造成（且已经造成）大批“生态难民”。

大批中东人口因为环境恶化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最先是涌入城市，形成城市周边庞大的贫民区，一有机会便会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所谓“难民潮”。

这便是近几年大量阿拉伯难民涌向欧洲尝试移民欧洲的深刻背景，而战乱和动荡只是将这种“生态移民”的可能性转变成了现实。于是，数以万计的“生态难民”开始不顾一切地“生态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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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生态大逃亡”被中东乱局直接引发的“难民潮”所淹没。

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一家独立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2015—2016年，共有2200万名难民向欧洲各国申请寻求庇护。这事实上成为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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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东动荡的根源在人口严重过载
2018年04月24日 12:34 分类：天下, 时事, 民生 标签： 中东人口, 中东动荡根源 阅读：284 评论：0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