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遭受洗劫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开始,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开放能够导致金融产业更加进步和坚实,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经过了反复的科学论证,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没有一流人才操盘,结果无一幸免地陷入金融危机。这值得我们深思。
习主席在19大报告种高瞻远瞩的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过度的金融开放,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会增加系统金融风险的概率。
第三,促使中国进行制度变迁。
美国许多人认为,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意思是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规划,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催生了一大批竞争力强、规模大的企业。他们很害怕并且千方百计要废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优势,要我们搞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我们绝不轻易出让国际市场,但是,我们也不会为了某些国家的市场,就放弃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也不能让别人把经济战争当成一种手段和杠杆,随意在我们身上找好处。这个头坚决不能开,这个例坚决不能破。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让我们把安全带系好吧。
五、不能把小康建立在别人的善意上
求人不如求己,不如求中国14亿人民。中国经济的未来,小康、现代化、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就算我们失去了某些市场,如果我们立足内需,立足科技和产业进步,把我们的经济实实在在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任何贸易摩擦也只是我们复兴路上的一场夏日的风暴。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高科技和产业升级,失去了金融控制权,失去了我们制度的特有优势,我们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需要一场贸易战争作为推手。
习主席讲,“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住历史检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全面小康建立在别人的善意上面,建立在别人的市场开放上。
我们的全面小康必须经受得起任何贸易摩擦,任何金融冲击,任何预想不到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多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带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程度,要多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技术和产业自主权,要多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政府和产业技术进步和企业的关系。
我们绝不主动挑衅,但是,我们要捍卫我们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技术自主权、产业自主权、汇率自主权、外贸自主权、货币自主权等等。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拿回来。
总之,美国的战略变了,我们也要变。我们要有一个符合这个新时代的对美战略的新思想。在这个大框架下面来应对当下这场贸易纠纷。让它成为我们迈向全面小康的新起跑线,而不是停滞在中等收入的陷阱。
更多精彩观点,请参见黄树东:《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