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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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访谈报纸发表了一半，这里是全文。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绍光：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


　　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表-1：武汉市1956年对从前资本家的安置[1]

　　从前的出身情况　　　新的岗位　　　　　人数

　　上层资产阶级　　　　副省长　　　　　　　1

　　　　　　　　　　　　副市长　　　　　　　1

　　　　　　　　　　　　省局副局长　　　　　3

　　　　　　　　　　　　市政协副主席　　　　1

　　　　　　　　　　　　市局副局长　　　　　5

　　　　　　　　　　　　省或市顾问　　　　　6

　　　　　　　　　　　　副区长　　　　　　　4

　　　　　　　　　　　　合计　　　　　　　　21

　　工业资本家　　　　　董事会成员　　　　　12

　　　　　　　　　　　　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4

　　　　　　　　　　　　大公司部门负责人　　9

　　　　　　　　　　　　工厂厂长或副厂长　　532

　　　　　　　　　　　　工厂科室负责人　　　282

　　　　　　　　　　　　技术员　　　　　　　40

　　　　　　　　　　　　普通人员　　　　　　1839

　　　　　　　　　　　　合计　　　　　　　　2728

　　商业资本家　　　　　区商业局副局长　　　6

　　　　　　　　　　　　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7

　　　　　　　　　　　　大公司部门负责人　　14

　　　　　　　　　　　　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42

　　　　　　　　　　　　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1274

　　　　　　　　　　　　商店部门负责人　　　84

　　　　　　　　　　　　公司顾问　　　　　　10

　　　　　　　　　　　　董事会成员　　　　　24

　　　　　　　　　　　　技术员　　　　　　　2

　　　　　　　　　　　　普通人员　　　　　　2258

　　　　　　　　　　　　合计　　　　　　　　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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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武汉党史研究室：《中共武汉地方党史》，第272-273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叫“社会排斥”，就是说，我这个社会集团排斥你这个社会集团，它都有一个“排斥标准”。老精英集团排斥新精英集团，就是革命干部的集团，他说你们没有知识，没有掌管国家的本事，我们有，所以应该你们下去休息、学习，先让我们掌权。但是革命的新精英这时候也要排斥了，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本事、讲知识，他确实没有，但是他有革命的本钱，他工农的出身是本钱，以后之所以强调“成分”，就是这样来的。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


　　《南》：后来确实发生了下指标抓右派的事情。


　　王：对，有。到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里面的反应，他并不喜欢这一套。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各地的领导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有国外的专家，就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他讲毛泽东反右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转向，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因为党内有强大的压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57年以前讲落实政策，依赖知识分子，周恩来56年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上讲话，都讲要团结知识分子，但是57年以后说这些人不可靠，所以转折是这样转过来的，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南》：回望那段历史，从解放后直到反右运动，你会发现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政权里面确实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将发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泽东与他的秘书林克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


　　王：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南》：可是，不论反右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但几十万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经过“引蛇出洞”，后来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在客观上造成了此后知识分子讳言政治、讳言国事的情形？


　　王：这个说法有点问题。首先，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占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时的标准，今天中国城市里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其次，为什么只关心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而不关心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放到历史的时段里面来看，普通的民众能够在政治中间发挥作用，49年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是说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比如，54年宪法赋予公民选举权，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欢天喜地，选国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当时知识分子参政是因为共产党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来参与国家的建设，如果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今天的参政议政，比那个时候更广泛。


　　《南》：为什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更广泛呢？我觉得现在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协起到的参政议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王：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


　　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我们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领导人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比如经济政策，具体说人民币应不应该浮动，外资应不应该进来这些问题，大量都是知识分子在起作用。只是现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经分不清是影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


　　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南》：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


　　王绍光：如果说，因为五七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就是用逻辑代表历史，但是这个逻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从建国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影响国事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但是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核心任务是巩固政权，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知识分子参议国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这个转变谈一谈。


　　王绍光：的确，从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形式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比如说，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但内参还是有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发挥的作用更大，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用决策咨询群体来取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且着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的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调查数据。之后，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等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此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频繁利用“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这些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在正规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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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绍光：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决策民主化，但是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所谓“外压模式”，是指议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


　　当然，形成压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息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所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


　　《南》：总体来讲，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谈的参与都是高层次的参与，都是所谓的政治参与，都是要参加选举的参与，但是，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恶化了。


　　《南》：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政府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比较恰当？


　　王绍光：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我看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东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农的权利被剥夺是某些知识分子忽悠出来的。


　　比方说产权，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跟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不光是老板有权利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工厂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几个投资者。而我们的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他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剥削辩护。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自己受了几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这类“知识分子”。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王绍光：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由于这句话，他们能影响或者忽悠决策者，他们命运的改变、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钢做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把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看他们在人大和政协里面的比重，以及比重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不同社会集团工资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这两者是相关的。其中知识分子变化最明显，他们在人大政协里面所占比重提得越高，他们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会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更重要。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如果用那种方式展示，历史就变得非常疯狂，没有道理的疯狂，但是当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时候，发现历史不是那样，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矛盾就用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逻辑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说得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个逻辑一切都说不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您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决策的影响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过，就个人影响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识分子像您一样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税制改革，以及医疗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预想要影响政策？


　　王：我没有。我关于税制的研究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的，在美国发表了，胡鞍钢当时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你这几样东西很适合中国用，我们就弄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税制改革这个事情，其实财政系统内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报告》之所以让领导人觉得很重要，是因为跟他们的经验吻合了——税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国经济的能力都没有了。后来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发表在《读书》上的，我没有想去影响任何人，但是有领导人看到了，拿到全国财政会议上讲。只能说，这项研究正好适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有多聪明或者有内部关系，一点都没有。


　　只有关于“军队不许经商”这个报告是我们当时不得已才写的内部报告，因为国内没有媒体给你发这种文章，话题太敏感了，只能对内部发。1998年，江泽民做军委主席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军队与商业脱钩。我们不敢说这项政策的颁布跟我们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确实在93、94年给有关方面看过有关军队应该“吃皇粮”的报告，他们都赞同我们的意见，因为当时财政拨只管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方自行筹集。


　　《南》：会不会有人因此质疑你们跟政府关系太过密切，怀疑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王绍光：我从来没有为政府说话。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我觉得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如果我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决策，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做？我说过，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响，但确实很大程度是无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开玩笑，我说你老是在寻求怎么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我说我就是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93年的税制改革如此，强调地区差距也是如此——我看到大量的国家因为差异过大而导致分裂，导致不稳定。军费问题、预算问题也是一样，包括后来的医疗改革、矿山安全，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好像千差万别，但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


　　《南》：我想您跟许多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我看过《国家能力报告》那本书，还有您关于文革的研究，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有很扎实的调查和数据，来龙去脉很清晰。


　　王：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空山居士

从古至今话语权完全被知识分子垄断，可怕。

xiaoxiao214

所以某些学者都成了砖家。。。

空山居士

“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王先生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平稳的生活背后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的默默贡献？ GZJY死开死开.

azimao

本末倒置。中国的话语权掌握在权力分子手里才对，只有能迎合掌权者需要的知识分子，才会被利用。

azimao

这篇文章是典型的无逻辑，连知识分子的定义都没弄明白，用阶级斗争那套来划分人民，完全是挑动人民斗人民那套帝王之术。人民是可以用教育程度，或者职业简单划分的吗？知识分子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套东西真骗不了人了。

azimao

如果掌权者真正想工人农民参政议政，就要从体制上改变，把工会农会真正交给工人农民，欧洲的工会，台湾的农会，都在发挥作用，为自己的群体代言，中国敢吗？

xxxs

回复 7# azimao


我头一回听说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划分人群居然是”无逻辑“和“简单”的证明，全球社科界的众多大牛们果然都是骗资金的么？好歹有一定学术地位和业绩的王绍光教授居然“连知识分子的定义都没弄明白”，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如果掌权者真正想工人农民参政议政，就要从体制上改变，把工会农会真正交给工人农民，欧洲的工会，台湾的农会，都在发挥作用，为自己的群体代言，中国敢吗？
azimao 发表于 2015-3-8 02:25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王绍光老先生是这么看的。而我所知道的台湾农会的组织形式——从人事到财政，从收人到晋升全由政府管着，这TM居然是农民的农会？你这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嘴脸当真有那么几分GZJY的范儿。


二、当前台湾农会的政府主管机关

《农会法》第三条规定，“农会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但其目的事业应受各该事业之主管机关指导、监督。”
由此可见，台湾农会的主管机关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行政主管机关，二是业务主管机关。具体到一个农会，其行政主管机关只有1个，但业务主管机关可能是多个，业务主管机关的数量多少主要取决于农会业务范围的宽窄。

图3  目前台湾农会与行政主管机关的关系
台湾农会与政府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目前，台湾农会的行政主管机关及其主管部门如表1所示：



表1  台湾农会的行政主管机关及其主管部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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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8 07:09

1、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委会”）是目前台湾各级农会的最高行政主管机关。在农委会内部，农会的具体主管部门为“辅导处”。辅导处下设立农民组织科、农业推广科、休闲产业科和农民福利科等四个科，“农民组织科”具体负责农会的管理事务，主要职责有：

（1）农会法与其子法规之拟订及解释事项；
（2）农会辅导政策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3）农会会员资格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4）农会选举罢免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5）农会总干事遴选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6）农会人事管理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7）农会财务辅导与检核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8）农会考核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9）农会出资或投资与共同经营之拟订、策划及督导事项；
（10）农会经济事业之辅导及监督事项；
（11）农会振兴计划之策划及辅导事项；
（12）台湾省农会之辅导及监督事项；

2、直辖市政府
台湾省现有2个直辖市：台北市和高雄市。在高雄市政府，农会的行政主管部门为“经济发展局”，具体负责部门为经济发展局下设的“第三科”。“第三科”的职责主要有：
（1）农、林、牧业与自然文化景观及野生动植物保育；
（2）水利行政、水土保持与农业推广之监督；
（3）水权登记与农业资材之管理；
（4）农会之辅导事项。

3、县（市）政府
（1）县政府
在县政府内部，农会的行政主管部门一般为“农业处”。例如，在高雄县是农业处的“农会辅导科”，在彰化县是农业处的“农民辅导科”，在宜兰县是农业处的“企画辅导科”。
（2）市政府
在不同的市政府，农会主管部门的设置与名称不完全一致。例如：在台南市政府，农会的主管部门为“建设及产业管理处”下设的“农渔产业科”，该科具体负责农渔会会务辅导、农渔会业务辅导、农渔会财务辅导、农渔会贷款辅导和农渔会信用部辅导等；在嘉义市，农会的主管部门为“建设处”下设的“农林畜牧科”；在台中市，农会的主管部门为“经济发展处”下设的“农业科”。

三、政府在台湾农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台湾农会的发展和运行过程中，政府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扮演着农会管理者、监督者、指导者、辅导者、支持者等多重角色。1945年台湾光复以来，政府在台湾农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为农会提供法律合法性

台湾农会是依法成立的社团法人，为各级农会提供法律合法性是政府对农会最根本的支持。1974年颁布实施的《农会法》共10章51条，对农会的宗旨、性质和主管机关，农会的任务与活动范围，农会设立的条件和程序，农会会员的资格与条件，农会职员的类型、资格与产生，农会的权责划分体制，农会的会议制度，农会的经费来源与支出，以及农会监督的范围与方式等，进行了全面详细明确的规定，成为农会开展各项事业活动的“根本大法”。

《农会法》既为台湾农会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法律上的正当性，也为规范各级农会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实为政府对农会发展之最重要支持。
2007年底，台湾地区共有各级农会302家，分支机构包括未设信用部办事处29个，兼设信用分部办事处581个，纯信用分部254个。285家基层农会及省农会中坜办事处、屏东县农会监埔办事处共有会员1962700人，其中正式会员1038596人，占会员总数的53%。正式会员中自耕农有915866人，佃农51293人，雇农66425人。赞助会员924131人，占会员总数的47%。个人赞助会员923375人，农业合作组织76个，公司、行号与工厂合计680家。基层农会会员最多的是高雄市农会，达64925人；最少的是大安区农会，只有437人。

（二）构建独立的农业金融体系

新《农会法》实施后，台湾农会面临利率自由化与国际化等挑战。由于农业金融具有期限长、季节性、区域性、零碎性等特征，单一的农、渔会信用部受到规模小、净值低、业务受区域及范围限制，在整体金融系统内的相对不具竞争力，风险也比较大。在台湾农业向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为确保农业资金融通需求不至匮乏，台湾政府于2003年7月23日颁布《农业金融法》，并于2004年1月30日正式施行。《农业金融法》（2006年5月修订版）共5章61条，构建了一个以基层农会信用部、渔会信用部为基础，以中央农业金库为上层机构的独立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金融法》的实施，构建了一个独立于一般金融体系的农业金融体系，为农会、渔会等农民组织从事金融活动提供了法律和经济保障。

众所周知，台湾农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从事金融活动的信用部，没有信用部的营利作为经济支撑，农会很难开展其他业务活动，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综合性和多目标功能的农民组织。台湾学者丁文郁高度评价：“《农业金融法》的制定与施行，不但是台湾农业发展史上重大事件，更是金融上划时代新纪元。”
2007年底，设有信用部的农会有261家，存款总余额为1兆3214亿9404万元，其中会员存款5598亿7644万元，自赞助会员存款3264亿1569万元。2007年，农会信用部放款总余额为7030亿3388万元。在261个农会信用部中，257家获得盈余，总金额45亿2661万元；4家发生亏损，总亏损8863万元。2007年，台湾各级农会事业部门总计净盈余为48亿3719万元，其中金融事业盈余44亿3799万元，占总盈余的91.75%。

（三）成立“大农委”主管农政

台湾农政事务的主管部门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在经济部下设置农业司，负责农政事务；此为不断扩大其掌理范围，复易名为农林司。1979年3月16日，台政府将于3月15日结束的“农复会”改组，成立“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简称农发会），为行政院之农业咨询、设计、协调单位。1981年11月，应台湾经济发展需要，农林司进一步扩大人员组织与职掌，升级为经济部农业局。1984年7月20日，为配合台湾经济建设，集中农政事权，又将农发会与经济部农业局合并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会），于9月20日正式成立。

目前，“农委会”主管全国农、林、渔、牧及粮食行政事务，总计60个机关，其中直属机关23个，直属机关之所属机关37个。“大农委会”的成立，使中央农政机关组织基本实现一元化，不但事权统一，而且组织、经费逐渐充实，成为完整的中央农政体系。

（四）制定农会管理的规章制度

政府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农会发展的需求，不断制定、修改和完善农会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为各级农会管理的科学化和正规化提供了制度基础，提高了农会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有《农会人事管理办法》和《农会财务处理办法》。

《农会人事管理办法》于1975年10月8日发布施行，迄今已修订9次。现行的《农会人事管理办法》（2004年11月30日修订本）共10章62条，对农会聘雇人员的人事管理做了详尽规定。主要包括农会人事评议机构的设置与职责，农会员工的编制及比例，农会员工的职务等级划分及其资格条件，农会员工的薪金制度，农会员工的就职与离职制度，农会员工服务制度，农会员工考核奖惩制度，农会员工的资遣、退休和抚恤制度等。

《农会财务处理办法》于1975年11月10日发布施行，迄今已修订8次。现行《农会财务处理办法》（2007年11月22日修订本）共12章115条，对农会的财务管理做了详尽规定。主要包括农会会计基础的“权责发生制”、会计报告制度、会计科目制度、会计簿籍制度、会计凭证制度、预算编审制度、决算编审制度、财产管理制度、财务检核制度、财务及会计处理准则和会计人员和会计交代制度等。

（五）支持和扶助农会拓展业务

台湾各级农会有目的地配合各级行政区域设立，能够成分发挥农会联系农民与政府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台湾农会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政府农业政策基层执行单位”的角色，是政府推行农业政策的得力助手与伙伴。陈聪胜指出：台湾农会“将政府的一切政策计划透过农会组织下达于农民，遂使政府在农业及乡村发展计划上，处于政策拟订、计划编制与技术指导，而将实际执行之责任交付与农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例如：在1949年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中，农会接受政府委托执行田赋、收购实物等工作；农会协助政府分配肥料、饲料、日用品给农民，并向农民征收稻谷和其他农产品，以及代政府加工，并办理军眷食物补送等工作；农会直接推广政府实验所与改良场的种子给农民；等等。

另一方面，政府才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和扶助农会拓展业务。一是特许。政府按照《农会法》的规定，特许农会代理公库及接受政府或公私团体之委托事项，以及经营机关特准办理的事项，如代书业务、殡葬业务、保险代理业务等。政府为鼓励农会开拓业务建立通路，规定由5个以上农会共同投资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公司法有关条款之限制等。二是免税。农会举办各项事业，免税部分参照农业发展条例及合作社法有关规定办理，免税范围由行政院另行制定。三是经费补助。在中央和地方预算中，政府编列农会农业推广事业补助费，规定农业金融机构，应就每年度所获纯收益拨出一部分，充作各级农会辅导及推广事业费，不得少于10%；农业金融法也规定农业金库每年应提列其盈余补助农会。

2007年，台湾各级农会推广事业经费收入共38亿4016万元，支出37亿5089万元；各级农会共计组织农事产销班8574班，班员181591人；四健作业组3525组，人数86536人，义务指导员6172人；家政改进班7887班，193557位妇女参与，义务指导员10126人；办理农民第二专长训练5688班人参与，辅导农村青年创业训练404人次；代书服务138085件，发放奖学金34686万元。
2007年，台湾各级农会经济事业收入318亿8688万元，其中共同供销收入209亿5068万元，共同运销收入56亿5763万元，政府委托收入4亿1986万元，专案计划收入6亿6775万元。总支出314亿8767万元，其中用人费用24亿7407万元，业务费用18亿9840万元，管理费用7亿1511万元。2007年农会接受政府委托业务，代收稻谷35万1111公吨，代购稻谷3万3794公吨，代购杂粮4万2303公吨，委托稻谷碾糙米47万4494公吨，委托糙米碾白米3万1483公吨，委托手续费共收入4亿584万元。
（六）遴选审核农会总干事人选
根据《农会法》规定，农会的内部管理实行“权责划分制”：权力由农会会员（代表）大会及其理事会、监事会享有，责任由农会总干事及其团队承担。在权责划分制中，总干事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台湾农会发展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总干事对农会发展至关重要，总干事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会的生存与发展。
根据《农会人事管理办法》规定，农会总干事属于聘用人员。但是，农会理事会不能直接聘任总干事，而是先由政府主管机关遴选并提供备选人选，然后再由农会理事会从政府主管机关提供的备选人员中聘任。《农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农会置总干事一人，由理事会就中央或直辖市主管机关遴选之合格人员中聘任之。”
为规范农会总干事遴选工作，内政部于1988年11月发布施行《农会总干事遴选办法》，迄今已修订5次。现行的《农会总干事遴选办法》（2008年10月24日修订本）共22条，详细规定了政府主管机对农会届次改选或农会总干事中途出缺所办理总干事候聘人登记公告、受理登记、审查登记人资格、评定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现成绩、面谈、评定合格人员及造具合格人员名册等程序，建立了一套农会总干事遴选制度。这里提供农会总干事候聘登记人遴选评审项目及其评分表供参考！

（七）组织农会新进和升职人员考试
为了提高和保障农会员工的业务素质，减少和预防农会用人过程中的各种舞弊行为，由农会的中央主管机关即农委会辅导处（通过台湾省农会）统一组织全台农会新进和晋职人员考试，严把农会员工的“进人关”和“升职关”。具体做法是：先由农委会调查汇总各个农会的员工需求情况，根据农会的实际需要决定考试时间（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和考试内容（分不同类别和等级），所有新进和升职人员只有通过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农会工作或升职。
2007年底，台湾各级农会聘任员工总计17390人，为政府核定员额的66%。农会员工教育程度逐年提高，2007年底，具有硕士学位及其以上者153人，大学程度者2136人，专科毕业者5957人，以上人员合计占员工总数的48%；高中程度8653人，占员工总数的50%。

（八）指导和监督农会日常管理
政府主管机关除了制定和颁布农会管理的各种办法之外，还非常重视对农会日常管理的指导与监督。主要措施有三：

一是会务指导与监督。如农会的各种法定会议，应于开会前7日将召集事由及提议事项通知出席人，同时报主管机关备查；农会各种法定会议记录，应于会后7日内，报主管机关备查。
二是业务指导与监督。如属于农会章程通过或变更、会员处分、选任人员罢免、经费募集、财产处分，以及其他与会员权利、义务有关的重大事项之决议，应当专案保经主管机关核准，方能执行。
三是财务指导与监督。主管机关为了监督财务处理和财务管理，需要派员检查财务报告及其他有关资料时，主管机关可以视需要请会计师、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协助办理。

（九）考核和评估农会经营实绩
1977年7月，内政部发布《农会考核办法》，规定主管机关于每年6月底以前完成对各级农会上一年度考核，以便及时了解、评估与监控各级农会的运营状况。现行的《农会考核办法》（2007年12月28日修订公布）共15条，规定了农会考核项目、记分标准、成绩评定以及奖惩等事项。
《农会考核办法》第四条规定，农会年度考核的满分为100分，考核等级分五等。90分以上为优等，80分以上未满90分为甲等，70分以上未满80分为乙等，60分以上未满70分为丙等，未满60分为丁等。《农会考核办法》第六条规定，农会年度考核成绩评定结果，由主管机关依下列规定予以奖惩：列优等者颁给奖状；列甲等者予以嘉奖；列乙等者不予奖惩；列丙等以下者予以警告。
农会考核分届次考核（四年一次）和年度考核两种。农会年度考核表包括两种：一是基层农会考核表，适用于乡镇区市农会；二是上级农会考核表，适用于县市农会和省
（1） 执行农业重要政策相关计划经主管机关或中央主管机关订定之农会业务相关办法或计划中明定列入农会考核加分项目，每案在二十分内酌予加分，最高以一百分为限；
（2）其它重大过失，经主管机关或中央主管机关认定有案或依法处分者，每案扣三十分，最高以一百分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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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会人事管理办法》第41规定，“总干事的考核由理事会为之，总干事之工作考核应以农会年度考核评定结果为准”。换句话说，农会考核的实质是对总干事进行考核。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总干事年度考核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理事会考核成绩。农会理事会根据表5和表6先为总干事进行评分，理事会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20%。另一部分是主管机关考核成绩。在农会理事会考核的基础上，主管机关还要单独对总干事进行考核，主管机关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80%。
《农会考核办法》第13条规定，届次考核列优等的农会总干事，除由主管机关予以嘉奖外，还由上级主管机关登记为绩优总干事，依农会法及相关规定据以办理次届总干事遴选。第14条规定，任期内最后两年考核成绩连续丙等以下之农会总干事，次届不予遴选。

wsjboy

好多人已经去世了。。。。。。。。。。。。自然原因，运动原因。。。。。。

fenhonglian

奇怪， 毛泽东不就是农民吗， 在中国， 在毛泽东的时代， 还有谁比他的话语权更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叫臭老九， 居然有比毛泽东更大的话语权?
毛泽东说一句顶一万句， 现在居然栽赃知识分子要搞政变， 要夺权。 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你把人往死里整， 整完了还要扣个造反夺权的帽子，你这种人是什么玩意！
再说， 毛泽东这个农民， 他治理国家， 有的人饿得半死， 有的人饿得全死，当时吃得饱吃的好的难道不是一小群人?毛泽东治下， 吃得好穿得好的农民有多少?和现在相比， 到底哪个时代吃得饱饭的人多? 你觉得他这种农民治国，治得好?

一个冒牌医生治死了人还要被病人家属打， 你一个国家领导人， 把个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 还不许人说?
就算是知识分子当时胆子大，看见你这种农民把国家往歪里收拾， 他们不该说吗? 要是这群知识分子当时真有那么大的权利， 以后也不会出那么多荒唐的事情。

这帮可怜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应该， 是不知道你这种农民是要杀人的， 也不知道你这种农民尝到了杀人放火带来的权利的甜头，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 那是不在乎继续杀人的。而且这个狡猾的农民杀了人， 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却会给受害者扣上反动派， 汉奸， 特务的帽子。

fenhonglian

再说一句这个作者， 如果不是毛农民杀人放火带来的好处的受益者， 就是重度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fenhonglian

这个世界， 凭什么你是农民你就要当政?
术业有专攻， 叫个一窍不通， 没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民给你给开刀， 你干不干? 你不干， 因为他会开死你。
那么一个一窍不通的农民管理一个国家就应该了? 这个农民还把个国家管理到了崩溃的边缘， 你居然不许人说， 把所有提意见的都打成精英。

你开刀的时候你怎么要到处塞红包请精英给你做， 你怎么不点名让个只能拿锄头的农民给你做?
精英又怎么样?没有精英， 你这帮农民现在还在往大炮上泼大粪！

空山居士

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毛泽东

xxxs

回复 11# fenhonglian

1.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知识分子被大规模称为“臭老九”好像是在文革时期？那是66-76年的事情，反右是57年吧？57年的知识分子们好像还都是被高看一眼的"先生，老师“，他们还没来及成为你说的“臭老九”。

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号称"饿死三千万"的那三年困难时期可是59-61年。反右是57年吧？好像毛泽东他还没来得及把国家治理成你说的那个样子，某些人可就呐喊要"轮流坐庄“了。

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知识分子地位显著高于新中国的清末民国时期，貌似中国人民的死亡率好像几十年都和那三年在一个水平？反倒是新中国建国后除了那三年，死亡率都比清末民初小了一个数量级。

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人一时的职业并不见得就是他一生的职业。一个务过农，做过工，上过学，领过军，掌过权，最后以最高领袖的身份迎接死亡的人能够用他幼年时期某几年的职业代表他的一生么？如果答案是能，那么我们难道毕业之后一直还都是学生不成？

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大知识分子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大知识分子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最极端的时候，大知识分子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同样是一位大知识分子的柳亚子（还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大知识分子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中共）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你说知识分子不是反动的人，但他们反动起来就不是人。

5.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火正酣之时破获了1起间谍案，大知识分子张东荪掩护与其接头的台湾保密局情报人员，并提供私藏的电台将情报传送出去，其中包括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结果导致长津湖之战我军伤亡惨重。他还曾经交给某个美国特务一份政协名单，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1953年5月，迫于压力知识分子组织民盟终于将张东荪开除了，有人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之后他还恬颜活到了1973年。你认为这位大知识分子是不是汉奸，特务呢？你认为“没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组织凭借什么能把一位卷入间谍案的成员的组织身份保留差不多两年呢？

5.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貌似这个叫王绍光的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6.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貌似现在乌克兰国就是原先的“公知"们上台治国了？好像乌克兰国现在已经成了欧洲的人体器官采集地与性工作者产地了？

6.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很多肯定不是农民的外国人对这位被你坚称为农民的人是这么评价的：

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日本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学者 迈克尔·H·哈特

他作为革命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

——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法国前总理富尔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历史，是2O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

——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

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


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

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

——前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却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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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

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