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历史的黑色幽默（二）&amp;八一八所谓“文革中身亡的大师”：纳·赛音朝克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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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4 01:08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5-26 05:14 编辑

百度“内人党”“成吉思汗党”，得到材料如下：

内人党事件——蒙古族人民的一场灾难
分类：蒙古历史
2012-10-07 20:40 阅读(7525)评论(3)

内人党事件——蒙古族人民的一场灾难

内人党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一次最大的民族大灾难。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称：“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1980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

前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於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信中称：“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上访的受害人寡妇们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

什么是内人党？

内人党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其洛夫，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指导组建的。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共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等参加了大会。

抗日战争后期，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1945年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滕海清的逻辑是：“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滕海清挖出的四十多万“新内人党”，所有证据都是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

内人党事件的起因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

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乌兰夫谈话，指责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1966年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1966年8月1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此后乌兰夫被关押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

1967年7月27日，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於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民崇拜的民族领袖，也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级官员之一。乌兰夫被关押后，引起蒙古族人民的不满，“挖肃”运动也随之展开。

事件经过

1967年5月，老红军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由乌兰巴干负责领导。乌兰夫因为受中共高层保护，未能被抓回内蒙古，而哈丰阿於同年7月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从而拉开了整肃内人党的序幕。除了哈丰阿之外，又将刚刚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由于特古斯是经哈丰阿介绍参加过“内人党”，因此特古斯被作为“混入革命委员会”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整肃。这对当时在内蒙古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整肃运动的滕海清来说，无异服了一剂强心剂。用滕海清的话来说：揪出特古斯打响了继续深入彻底地批判乌兰夫黑线的第一炮，把文革推向新阶段。

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1960年代“复活”的内人党。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委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

1968年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点名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

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内外蒙古本是一个民族，凡在外蒙古有亲戚的内蒙古人都成了“蒙古特务”，蒙古族的共产党员都成了“内人党分子”。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笑不出来的笑话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而这些“党”根本不存在。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五二二指示”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著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与此同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文革高潮后，为了顺利召开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应该给文革适当降温。在这个大背景下，内人党受迫害者来京上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著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

中央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覆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左派”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文革中各地的党委和政府都被打倒，全凭军队维持。“五二二”指示使内蒙古军分区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发生分裂。内蒙古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央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撤消省、省级自治区由全国大人常委会决定，变更省界由国务院决定。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停止办公了，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的决定无法做出，国务院还存在，只能由国务院做出改变内蒙古边界的决定。1969年7月国务院决定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内蒙古自治区还存在，剩下很小一块地方。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1969年12月18日中央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等人召进北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於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著自1967年11月1日产生，在近两年当中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内蒙古的分区全面军管从1969年12月下旬开始。军管会原本应该执行“五二二指示”，以缓和激化的社会民族矛盾。然而郑维山主管下的军管会非但不安抚受害者，反而将提出这种要求的受害者看作是捣乱分子予以打压；同时又将那些民愤极大、犯有血案的官员调离出内蒙古。而军管会也并没有停止迫害“新内人党”，在军管下的内蒙古，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12月因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郑维山成为“陈伯达集团”的成员而被停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

历史清算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认为属於一大错案。

1979年1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於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

对此，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党委的回复是：中央的领导人由中央做行政处理。滕海清因为过去有战功，不追究其在内人党事件中的责任；吴涛不宜留在内蒙古，调回北京军区；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已受到降级、劳动锻炼等处分，不宜再予追。而内蒙古有权处理的只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势的郭以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牢狱服刑三年。

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1987年10月3日，在“内人党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周年，作为清算的最后一幕，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公审大会。在20年前挖肃内人党运动中，为参与挖肃内人党积极罗列诬陷材料而深得滕海清的赏识，却被广大的内蒙古人视为蒙奸的乌兰巴干坐到了被告席上。《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下列罪行：“1967年9月组建“揪叛站”后，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采取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篡改、歪曲内蒙历史和颠倒事实的恶劣手法，炮制了127份材料，提出有一个“新内人党”反革命集团，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假案，对全区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年11月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被告人乌兰巴干15年有期徒刑。

然而，对乌兰巴干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内蒙古人的愤怒。在法庭上，被告方的辩护人也提出了令法庭相当尴尬的质问：第一、文革是中共中央亲手发动的政治运动，被告是响应了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於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据此，被告不能认为有罪；第二、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这个冤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负责人。因此这一假案应由滕海清等五个领导人负责，而不是由乌兰巴干这样的一般参与者负责。制造者不受法律制裁，而参与者却在20年后的今天受到审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就应该拿那些“同案犯”也放在今天的被告席上。请问公诉人：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内人党问题上判了什么罪？难道在强调法制的今天，还允许在法律面前人与人有什么不平等吗？在这个重大的冤案中，难道让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一个普通群众来当牺牲品、替罪羊吗？”

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被法庭采纳，但受到很多人的喝彩。内人党事件不仅牵涉到康生、江青、谢富治，而且牵涉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滕海清不是四人帮分子，文革后降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郑维山“文革”时期被幽禁8年，文革后平反，于1982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乌兰夫文革后平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对蒙古族人民是一个很大安慰。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内人党事件”中被迫害致死。内蒙古人民只能用悼念死者的方式，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连历史系主任都被列举了，可为什么没有纳赛音朝克图这位著名诗人呢？红字部分真是信息量大

鲜花鸡蛋赠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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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6 05:12 | 显示全部帖子

回复 3# 彭丽芳

你家餐桌真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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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6 05:18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6-22 00:13 编辑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内人党事件——蒙古族人民的一场灾难》中有关内人党的历史：

什么是内人党？

内人党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其洛夫，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指导组建的。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共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等参加了大会。

抗日战争后期，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1945年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滕海清的逻辑是：“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滕海清挖出的四十多万“新内人党”，所有证据都是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

百度【博彦满都】

东蒙自治
“八一五”光复后，被苏联红军前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任命为兴安省省长。
1945年8月，与哈丰阿等人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并参与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部，为总部执行委员。
1945年10月，博彦满都同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一同去乌兰巴托时，曾受到蒙古政府的礼遇。
1946年1月16日，在王爷庙附近的葛根庙召开的有36旗代表参加的东蒙人民代表会议上，被推选为东蒙自治政府主席。

百度【哈丰阿】

1932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伪政权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在伪满兴安西省、兴安局、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兴安总省公署、伪满驻日使馆任秘书、参事官、理事官等职。
1932年4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发展哈丰阿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就在这一年，写下了著名的《青旗歌》。
1945年8月18日，日本投降后，哈丰阿等人在王爷庙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建立东蒙党部，任秘书长。
1946年1月，任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秘书长。4月，参加在承德召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当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委，任联合会宣传部长、东蒙总分会主任，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会后历任中共兴安省工委委员，兴安省政府委员，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省军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副政委），内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及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内蒙古分会主席等职。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相同点都是“东蒙自治政府”的高层人物。再百度之

东蒙自治政府是1945年日伪政权倒台后，有蛤丰阿、伯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东部蒙古进步人士依靠进步青年在王爷庙组织的自治政府，于1946年1月在王爷庙召开的东蒙大呼拉尔（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为伯彦满都，秘书长哈丰阿，政府委员特木尔巴根等。小呼拉尔（相当于人大常委会）由寿明阿、桑杰扎布等四十五人组成。东蒙自治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设昭乌达、卓所图、哲里木、兴安、纳文慕仁和呼伦贝尔六个省。其最初目标是企图通过和外蒙合并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但与外蒙合并受到拒绝，后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族自治。1946年4月3日，在乌兰夫主持下于承德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扩大会议，东蒙自治政府代表接受大会主张，在东西蒙开展统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之后东蒙自治政府宣布取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政府。

百度“东蒙自治政府”第一页就有内蒙古区情网的链接：http://www.nmqq.gov.cn/fagui/ShowArticle.asp?ArticleID=4946

第四节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组建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8月18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部分蒙古族革命者、开明人士、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曾在伪满兴安省任职的官吏，聚集兴安盟王爷庙，组成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提出内蒙古将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指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0月下旬，由博彦满都等10人组成的东蒙古人民代表团赴乌兰巴托，请求“内外蒙(古)合并”，遭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拒绝。11月，由乌力图等人组成的东蒙古代表团赴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奉天省政府呈递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希望对“内外蒙(古)合并”的主张给予支持，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指出：内蒙古人民的当务之急，应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争取民族解放。并建议尽快与在内蒙古西部开展自治运动工作的云泽(乌兰夫)等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自治运动。在综合各方建议后，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决定通过开展东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内蒙古各盟旗，进而实现内蒙古“独立”。

12月9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预备会在王爷庙召开，筹备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同时，派包玉琨赴张家口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建立联系。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1月16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葛根庙召开，内蒙古东部36个旗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制定并通过《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等文件。19日，发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宣布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二、所属机构和地区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1月19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1人，政府委员15人，另由45人组成政府小呼拉尔。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下设经济部、内防部、司法部、民政部、参事处、秘书处、宣传处等4部3处，并任命了各部部长和各处处长。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将原有盟的建制改为省的建制。并于3月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即原兴安东省辖区(喜扎嘎尔旗部分区域除外)建立了纳文慕仁省，省政府治所设扎兰屯。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所辖区域为兴安省、哲里木省、昭乌达省、卓索图省、呼伦贝尔省、纳文慕仁省。

再看这一段：

内人党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其洛夫，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指导组建的。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共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等参加了大会。

抗日战争后期，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1945年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根本就是在颠倒黑白！分明就是一个危险的蒙独势力！而且还有扩张愿望！

我们再来看一下乌兰夫的百度百科：

民国34年（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7月，担任新成立的绥蒙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曾任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内蒙古军政学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致力于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工作。

民国34年（1945年）10月，带领工作组赴苏尼特右旗，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政策，揭露少数人企图搞分裂的阴谋，团结广大爱国青年，迅速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

民国35年（1946年）初，亲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团与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团谈判解决内蒙古地区东西部统一问题，成功地召开了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撤销了东蒙古自治政府，为建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基础。

民国36年（1947年）4～5月，成功地召开“五·一”大会，胜利地宣告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乌兰夫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国家的统一，经过艰苦的工作，使内蒙古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统一的新局面。

民国36年至民国38年（1947～1949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领导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组织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完成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牧区的民主改革任务。在对牧区的民主改革中，提出了符合牧区特点的“三不两利”（即“对蒙古族一般大牧主的牲畜、财产一律不斗不分，中农财产坚决不动；牧区实行保护牧民群众、保护牧场，放牧自由，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情况下，有步骤地改善牧民生活，发展畜牧业”）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阶层，使牧区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他组织各民族群众努力生产、踊跃支前，还指挥内蒙古解放军部队消灭了内蒙古地区的土匪和反动地方武装，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民国38年（1949年）9月21～30日，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发言，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乌兰夫参加开国大典。10月9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被推举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绥蒙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乌兰夫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而努力工作。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这段时间里，乌兰夫领导着内蒙古各民族人民，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乌兰夫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乌兰夫还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工作岗位。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表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乌兰夫之所以能成为实质上的蒙古王，是因为他确实带了内蒙古加盟进来。尽管“蒙独"势力根本没受多少损失，内蒙古自治区形同有国中之国。但他的功绩不容否认。

而TG接下来的手段，则是异乎寻常的高明。

历史上北洋军阀政府于1914年设置绥远、热河和察哈尔3个特别区，南京国民政府又于1928年将这3个特别区改行省制，由此事实上分割了内蒙古的蒙古族势力。

而绥远这个地区虽然历史上是蒙古族地盘，但是自建设归义城之后，已经渐渐归于山西管理之下。清末之际已是山西四道之一的归绥道。

民国时候晋绥分治，绥远从山西独立出来，而绥远人口中汉人占到90%。

50年的内蒙古辖区是下图中的样子，之后中央决定“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

对于蒙绥合并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示，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古族人民要欢迎汉族人民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族人民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

1954年，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合并同还划入了宁夏省大部分，撤销绥远省建制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远省辖区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

这一把沙子，不，应该说是一片沙海掺进去，效果相当显著，最少是把内蒙偏向外蒙的趋势拉住了。最直观的表现，是“新蒙文”的推行失败了。

传统蒙文是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的蒙古文字母读音、拼写规则、行款都跟回鹘文相似，称作回鹘式蒙古文。1937年外蒙古开始推广西里尔字母书写的蒙古文，形成了今天用两种字母书写的蒙古文形式。

西里尔字母（英语：Cyrillic）源于希腊字母，普遍认为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西里尔（827年–869年）在9世纪为了方便在斯拉夫民族传播东正教所创立的，被斯拉夫民族广泛采用，因此有时也称为斯拉夫字母。

传统蒙文是这样的：

新蒙文是这样的：

要知道，6，70年代苏联占上风的时候，韩国投朝鲜的“脱南者”也是不少的。50年代内蒙和外蒙要拔河，苏联的吸引力加成绝对可以碾压TG。

内蒙古要放弃使用使用传统蒙文，使用和外蒙古相同的新蒙文，意味着什么想来不需要我多嘴了。停止推行新蒙文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1953年，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该年春，自治区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内蒙古代表额尔敦陶克陶临行前，曾和特古斯一道，向乌兰夫汇报请示。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成立，成员组成：蒙古国26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7人，共43人。

1957年，青岛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1958年3月19日——内蒙古自冶区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停止新蒙文、继续大力学习与使用旧蒙文的决定》，和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决议。

5^#

发表于 2016-5-27 12:56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5-28 00:39 编辑

回复 6# 彭丽芳

怎么说自家不用学名“Geotrupidae”了？你不是特爱装么？

6^#

发表于 2016-5-28 00:18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5-28 00:58 编辑

回复 9# 彭丽芳

还是书面化一点吧，毕竟我和你们这些专门骂街的泼夫\妇不一样，得放大部分心思在历史上。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你会这么熟练啊？你到底跟移民官说过了多少次？

7^#

发表于 2016-5-28 00:56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6-18 08:51 编辑

内人党事件的起因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

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乌兰夫谈话，指责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1966年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1966年8月1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此后乌兰夫被关押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

1967年7月27日，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於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民崇拜的民族领袖，也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级官员之一。乌兰夫被关押后，引起蒙古族人民的不满，“挖肃”运动也随之展开。

前门饭店会议作为“倒乌”的第一步，肯定有罪名。然而文章没有提，显而易见是要掩盖会露底的某些东西。继续百度之：

《孔飞风雨坎坷六十年——新中国开国蒙古族将军孔飞传记》——阿木兰著

1966年5月21日，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内蒙古代表住在前门饭店。这就是著名的“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赶来参加会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也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赶来主持会议，他带着中央的最新指示和部署。
　　李雪峰在华北局会议上传达了《5·16通知》和林彪讲话。
　　《5·16通知》中有很多异常严厉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显然是毛泽东的口吻。人们纷纷猜想：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
　　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内蒙古代表有146人，都是自治区、盟市、旗县级主要领导，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可是，他们都无法理解《5·16通知》中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让人不理解的是，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却由中央和华北局派工作组来领导内蒙古组的会议。
　　工作组的组长是解学恭。解学恭那时是华北局常务书记，以后在天津任市委书记、政协主席。这是一个“文革”期间上蹿下跳的人物，靠整人起家的“风派”人物。1978年6月被免除党政军一切职务，1987年3月被开除党籍。
　　副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几个月后的8月18日，赵汉也被卷入到这场政治风暴中。8月19日晚，中央派陶铸来揭“中组部的盖子”，赵汉被停职反省。次日，一张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说赵汉是“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大会小会批斗，叫他交代罪行，强迫他劳动，对他进行人格的侮辱。1966年12月4日上午，赵汉含冤而逝。
　　工作组组员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等人。
　　前门饭店会议一开始，斗争的矛头、批判的大火就对准了乌兰夫。对此，善良的、一心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内蒙古各族人民利益着想的乌兰夫全无思想准备。
　　早在1964年的夏天，李雪峰到内蒙古检查工作，在自治区几次做报告时，狠批了内蒙古的领导，说他们“不抓阶级斗争”。1966年的4月，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带着几个部长到呼和浩特，他们违反组织规定，不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关部门打招呼，私下找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及其他个别人谈话，专门收集乌兰夫的材料。他们收集了乌兰夫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具体问题发表的一些工作言论，以及“四清”当中重印毛泽东1935年12月20日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三五宣言）。还收集了工作中一些不同意见，做好了对乌兰夫万箭齐发的准备。
　　在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过程中，乌兰夫针对内蒙古牧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三不两利”政策；在1947年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方针，以及针对内蒙古地区一些具体问题的讲话，这些都符合内蒙古的实际，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可是，以李雪峰、解学恭为首的这一帮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挖空心思，歪曲事实，抓住一些事上纲上线，把正确的“三不两利”政策说成是反动的；把贯彻民族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一起工作，说成是保护王公贵族、重用伪军官；把维护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利益、注意内蒙古地区的特点，发展民族经济说成是搞独立王国；把乌兰夫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恢复内蒙古的行政区划、狠抓生产、学习蒙古语文、建立民族中学等等，都说成是搞民族分裂；把四清工作队改为抗旱救灾工作队说成是不搞阶级斗争；把为更好工作而调整干部说成是为了政变。凭空捏造，无限上纲。
　　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的代表，大部分人根据内蒙古发展实际，并不认为乌兰夫有什么严重问题，认为至多不过是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然而，投机分子任何时候都有，有人开始大批特批乌兰夫。不可理解的是，个别人在内蒙古工作多年，乌兰夫及内蒙古党委、人委的政策和工作有什么问题他们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们也在那里捕风捉影。【高锦明】、【郭以青】、【权星垣】、【吴涛】等人都以“左派”面目出现，他们跳出来点火了，大批特批乌兰夫搞民族分裂。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时期，就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刘春】，按说是最了解乌兰夫，也最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过程的人，也出来发难。
　　乌兰夫在我国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威望，解学恭、高锦明等人的发难点不起火来。李雪峰亲自出马。他气势汹汹地说：“没人揭盖我来揭。”他继续阴沉地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问题相当严重！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毛主席对乌兰夫的批评。闹民族分裂主义嘛！现在闹分裂，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就必然有错误，我怀疑区党委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李雪峰说：“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我怀疑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李雪峰一下子就给乌兰夫定了性质。这就是“闹民族分裂”，“闹独立王国”，“反共”，“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用大帽子压人，大棍子打人，大肆批判乌兰夫搞“民族分裂”、“宫廷政变”、“反党叛国”。
　　
　　在政治高压下，乌兰夫被迫做检查。乌兰夫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搞什么“民族分裂”“宫廷政变”，认为自己最多是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检查几次过不了关。从6月7日这天起，华北局组织内蒙古代表揭发批判乌兰夫，乌兰夫从主持会议的位置上被换下来，改由高锦明主持会议。7月9日，高锦明开始全面揭发、批判乌兰夫的“路线错误”。直到7月20日，整整用了43天。除了小组会议外，中间先后开了八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型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乌兰夫谈话，在场的有吴涛、奎璧。
　　乌兰夫继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之后，也被“打倒”。他是全国省、自治区一级的书记里第一个被打倒的。从此乌兰夫“靠边站”了。
　　7月25日，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7月27日李雪峰、解学恭、高锦明完全颠倒黑白，杜撰出乌兰夫的几大罪状，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不久，乌兰夫被撤销内蒙古党委书记等职务。
　　乌兰夫被留在北京。自此，乌兰夫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内蒙古，离开了他怀有深情的家乡人民。他从此再没能回内蒙古工作。
　　1966年5月乌兰夫去北京是去开会，他只带着随身用品，他不知道这一去就再不能回到呼和浩特的家。呼和浩特家中所有的物品都在抄家时散失殆尽。乌兰夫再一次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年时间里，一些日常衣物都要他人帮助。因为他没有布票。

红字部分很关键，挨个百度人名：

【刘春】（1912—2002），1912年11月出生，江西吉水人。1936年2月在北平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负责人，中宣部编审委员，抗大、陕公、中央党校教员，回民文化促进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央西北局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延安）民族研究室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部长、副院长、院长，延安大学校务委员，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发起人、主席团成员、执委。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委、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政委，内蒙古工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分局委员、副书记、东部（东蒙）区党委书记，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燕京大学兼职教授，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以后主持工作）兼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小组成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少数民族研究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在“文革”期间受迫害，长期被监护审查。“文革”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常务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直属党委第一书记、纪委书记、院顾问等职，1991年离职休养。

【高锦明】又名敖白枫，（1917-2012）满族。奉天（今辽宁）义县人。北平师范大学肄业。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党团书记，中共东北军工委组织部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团政委，中共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内蒙古东部区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绥蒙分局秘书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统战部部长，包头市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处书记。洛阳市委副书记。2012年1月在洛阳病逝，终年95岁。
百度【敖白枫】：[新浪教育] 北师大校长董奇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http://news.bnu.edu.cn/mtsd/47438.htm：你们的大学始终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五四运动中，北师大的学生第一批抵达赵家楼，你们的学长、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第一把烈火。在事关民族利益的紧要关头，北师大学生总是挺身而出，勇敢走在时代最前列。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师大学生勇立潮头，历史系学生敖白枫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首任队长。

【郭以青】：百度百科没有，但是<<丁盛将军回忆录>>提到过：郭以青建国后历任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代理常委.

【权星垣】：权星垣（1916年02月——2015年01月19日），男，汉族，河北省完县(顺平县)人，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0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2015年01月19日7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
1946年07月至1949年09月任中共热北地委书记，
1949年09月至1950年01月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
1950年01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秘书长；
1952年12月至1956年06月任内蒙古区人委工业办公室主任、分局工业部长；
1956年06月至1960年01月任内蒙古区党委常委、工业部长；
1960年01月至1963年03月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内蒙古经委主任；
1963年03月至1967年11月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1967年11月至1970年01月任内蒙古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党核心小组成员；
1970年01月至1971年06月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批判；

【吴涛】:吴涛（1912年-1983年），蒙古族，奉天盛京（今辽宁沈阳）人。1935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法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辽沈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绥西垦区抗日先锋队中队长，总队组织科科长、参谋长，冀热察挺进军抗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心县委书记，平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热西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八旅政治委员，东北佳木斯卫戍司令部政治委，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炮兵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

继续百度：

【奎璧】：蒙古族，1903年3月10日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善岱乡保同河村人。字子璋，曾用名刘卜一。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高中文化。早年在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读书。1923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1925年参与创办《蒙古农民》。不久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1927年初回国，任宁夏内蒙古革命军骑兵团第1营党代表。1929年7月任中共西蒙工委宣传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大青山蒙古工委书记。曾在蒙古党务学校学习。1939年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9月任中共绥远省土默特旗蒙古工委负责人。1941年任大青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2部学习。后任晋绥边区党委蒙民处长。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1947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常委（1946年4月任联合会西蒙总分会主任，曾任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巴乌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7年5月任中共内蒙古工委常委。1947年7月任中共锡察巴乌工委书记。1947年任内蒙古自治政府民政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委员。1949年12月－1967年11月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1955年7月任中共中央蒙绥分局组织部部长。1952年10月－1955年7月任蒙绥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书记。1953年5月任蒙绥分局常委。1954年6月－1955年7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副书记。1954年9月当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7月－1956年7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兼自治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部长。1956年7月－1967年11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9年4月、1965年1月相继当选为第2届、3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5年3月兼任内蒙古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筹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12月任内蒙古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1983年4月任内蒙古区政协主席。1978年3月、1983年6月相继当选为第5届、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7大代表，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2届2中全会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1986年2月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2岁。

【吉雅泰】：吉雅泰，字岱峰，曾用名赵丹寿、赵福、赵延寿、王西、阿其列也夫、不老宁等。蒙古族，1901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三两村。
1915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学，1920年入归绥中学，1923年秋入北京蒙藏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回绥远发动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3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书记，同时组织中国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并任执行委员。10月，参加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执委。同年冬，在张家口参加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4年回内蒙古从事地下工作。
1938年到194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华侨俱乐部任《工人之路》编辑和华侨剧团导演。1941年获蒙古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劳动奖章一枚。1946年获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呼拉尔主席团战胜希特勒金星勋章一枚、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25周年纪念章。
1946年回国，历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候补委员，中共呼纳盟委书记，中共锡察盟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
1950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他是新中国第一批（11名）大使之一，也是第一位少数民族大使。
1954年卸任回国，历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兼统战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1968年3月12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67岁。 [1]

回过头来再看《孔飞风雨坎坷六十年——新中国开国蒙古族将军孔飞传记》。

前门会议被批判的三位都是土默特左旗出身，都有留苏经历，两个是曾经的内人党干将；批判这三位的明显都是后来掺进去的“沙子”。

我们再百度一下【孔飞】吧。

孔飞：(1911—1993)内蒙古科左中旗人。蒙古族。乌兰夫上将的妹夫。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少数民族高级将领。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延安民族学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军区兴安盟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3年1月23日因病在呼和浩特逝世。

在文革中
孔飞是挨整的干部，当时有一条决定：孔飞不许回军区。他是乌兰夫的妹夫，而且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1966年6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用43天时间在北京批判乌兰夫。乌兰夫的远房侄子，昭乌达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听说乌兰夫在北京挨整，和几位蒙族干部商量后，云成烈来到北京，找到西藏自治区书记周仁山的妻子，让她给困在前门饭店的乌兰夫捎话：“一定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周仁山的妻子将此话向华北局作了汇报，李雪峰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立即采取措施，拘押了云成烈和几名蒙族军官，内蒙古军区的领导马上从北京返回内蒙古，稳住军队，掌握局势。

在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过程中，乌兰夫针对内蒙古牧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三不两利”政策；在1947年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方针，以及针对内蒙古地区一些具体问题的讲话，这些都符合内蒙古的实际，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可是，以李雪峰、解学恭为首的这一帮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挖空心思，歪曲事实，抓住一些事上纲上线，把正确的“三不两利”政策说成是反动的；把贯彻民族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一起工作，说成是保护王公贵族、重用伪军官；把维护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利益、注意内蒙古地区的特点，发展民族经济说成是搞独立王国；把乌兰夫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恢复内蒙古的行政区划、狠抓生产、学习蒙古语文、建立民族中学等等，都说成是搞民族分裂；把四清工作队改为抗旱救灾工作队说成是不搞阶级斗争；把为更好工作而调整干部说成是为了政变。凭空捏造，无限上纲。
　　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的代表，大部分人根据内蒙古发展实际，并不认为乌兰夫有什么严重问题，认为至多不过是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然而，投机分子任何时候都有，有人开始大批特批乌兰夫。不可理解的是，个别人在内蒙古工作多年，乌兰夫及内蒙古党委、人委的政策和工作有什么问题他们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们也在那里捕风捉影。【高锦明】、【郭以青】、【权星垣】、【吴涛】等人都以“左派”面目出现，他们跳出来点火了，大批特批乌兰夫搞民族分裂。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时期，就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刘春】，按说是最了解乌兰夫，也最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过程的人，也出来发难。
　　乌兰夫在我国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威望，解学恭、高锦明等人的发难点不起火来。李雪峰亲自出马。他气势汹汹地说：“没人揭盖我来揭。”他继续阴沉地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问题相当严重！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毛主席对乌兰夫的批评。闹民族分裂主义嘛！现在闹分裂，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就必然有错误，我怀疑区党委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李雪峰说：“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我怀疑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红字部分的"罪名"真的是“凭空捏造，无限上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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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8 08:43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6-20 08:54 编辑

事件经过

1967年5月，老红军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由乌兰巴干负责领导。乌兰夫因为受中共高层保护，未能被抓回内蒙古，而【哈丰阿】於同年7月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从而拉开了整肃内人党的序幕。除了哈丰阿之外，又将刚刚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由于特古斯是经哈丰阿介绍参加过“内人党”，因此特古斯被作为“混入革命委员会”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整肃。这对当时在内蒙古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整肃运动的滕海清来说，无异服了一剂强心剂。用滕海清的话来说：揪出特古斯打响了继续深入彻底地批判乌兰夫黑线的第一炮，把文革推向新阶段。

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1960年代“复活”的内人党。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委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

1968年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点名【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

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内外蒙古本是一个民族，凡在外蒙古有亲戚的内蒙古人都成了“蒙古特务”，蒙古族的共产党员都成了“内人党分子”。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来治猩猩的铌发表于 2016-5-24 01:08

还要百度人名？其实不需要了：http://www.nmqq.gov.cn/zhishuton ... asp?ArticleID=21972

第三节  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
作者：自治区人… 志书通览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1 更新时间：2016-5-7

一、机构设置与主要负责人  民国35年（1946年）5月26日，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在王爷庙街成立，总分会下设妇女部、军事部、青年部、宣传部、组织部和秘书处。妇女部下设妇女协会，军事部下设军分会，青年部下设青年团，宣传部下设艺术学校、报社、宣传和教育等单位，组织部下设干部、统计、组织等机构，秘书处下设生产、庶务、印刷、文书、会计等单位。总分会主任【哈丰阿】，秘书长胡昭衡，组织部长克力更，宣传部长包彦，秘书处长桑杰扎布。

二、执委与常委  总分会执委共计33人，常委19人。其中执委兼常委的有喀萨巴塔尔、那钦双和尔、志达图、额尔登泰、胡昭衡5人；联合会常委兼总分会常委的有【特木尔巴根】、克力更、包彦、乌兰、阿思根、旺丹、【朋斯克】、桑杰扎布、【哈丰阿】9人；联合会执委兼总分会常委的有乌云达赖、都固尔扎布、尼玛、嘎儒布僧格、达瓦敖斯尔5人。候补执委为包明珠、金良2人。联合会执委、常委在东蒙古工作的，可以随时参加东蒙古总分会执委、常委会议。

三、主要任务  中共西满分局在关于东蒙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东蒙总分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青年干部，发动农牧民，让进步势力参加军队与政府的领导。在东蒙古地区，不是消灭封建剥削，而是削弱封建剥削；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一般减租减息。继续整训蒙古武装，培养新的军事干部，改造旧军官；在干部中进行蒙汉平等合作的教育，要求汉族干部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余毒，对蒙人持尊重谅解和真诚合作的态度，要求蒙古族干部对蒙民进行民族团结与民族气节的教育。

四、发展会员的原则和条件  中共西满分局关于东蒙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加入联合会的条件不宜太高，只要同意农、牧会主张，愿意参加并为农民、牧民利益斗争者，均可入会。总分会于民国35年（1946年）5月26日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发展会员以自愿为原则，不能强迫；以个别吸收为主，但建会初期及大量发展会员时期，允许农牧会、农工会经适当教育集体入会；被国民党侵占区域、接敌区域及有可能被侵占区域，可秘密组织发展会员。农村、牧区会员的条件是：赞成农牧民翻身解放；反对大汉族主义，赞成蒙汉平等；参加生产或革命工作。军队会员的条件是：战斗勇敢坚决，遵守群众纪律，拥政爱民，服从命令听指挥。其他会员的条件是：拥护联合会的政策方针，遵守联合会的纪律，执行联合会的决议。

五、盟分会  民国35年（1946年）5月28日，兴安盟分会成立，主任特布信。6月，哲里木盟分会成立，主任协儒布僧格，副主任赵石；纳文慕仁盟分会成立，主任志达图。7月，呼伦贝尔分会成立，主任哈达。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有苏联、蒙古双重背景，都曾经是内蒙古独立运动的干将，本身又能影响控制相当一部分人——中苏一旦战起，有多少人值得信任？很明显，后来加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们对这些人信任度明显不高。

笑不出来的笑话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而这些“党”根本不存在。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百度【拉布杰】，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后面缺了这么一段：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八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二十四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八个小组，执行抄家的八个小组，突击审讯的八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这是为什么呢？我又百度了“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立于1956年，原称地质部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由地质部直接领导。1999年6月，正式由国土资源部划归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并更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由国土资源厅归口管理，为正厅级事业单位。
机构简介
1958年中央决定将地质局下放到各省管理，1963年又改由地质部垂直领导，1970年再次下放到自治区，实行双重领导以自治区管理为主，1980年又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二队文革时期文献资料约12公斤重（含革委会成立时收到的贺信贺电原件13封、学习记录约10公斤、自办小报两套、四清总结家属学习记录给毛主席致敬信等）http://book.kongfz.com/734/310862870?ref=baidu
详细描述：
该组文献以文革时期为主，重约12公斤。主要分三部分：1、1967年区测二队革委会成立时收到的贺信贺电原件（贺信10封、贺电3封）以及成立当日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等；2、1966-1972的各种手写学习记录，约10公斤；3、两种学习小报：《学习小报》1964年5月创刊到1965年9月，1-10期；《整建党简报》1-10期1969年5-7月。

想来，这段文字之所以会被弃而不用大概是和《陈丕显笔下的“三年自然灾害”》：【http://www.chineseonboard.com/forum/thread-287507-1-1.html】，一样做的手脚被发现了吧。

毕竟，这时候地质局还是由地质部垂直领导，区测队的资料记录什么的不会少。胡诌“干部”“战士”“牧民老太太”很难查证，而栽赃区测队碰上白纸黑字铁定要露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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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2 00:31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6-28 05:12 编辑

“五二二指示”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著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与此同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文革高潮后，为了顺利召开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应该给文革适当降温。在这个大背景下，内人党受迫害者来京上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著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

中央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覆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左派”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文革中各地的党委和政府都被打倒，全凭军队维持。【“五二二”指示使内蒙古军分区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发生分裂。内蒙古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央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撤消省、省级自治区由全国大人常委会决定，变更省界由国务院决定。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停止办公了，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的决定无法做出，国务院还存在，只能由国务院做出改变内蒙古边界的决定。1969年7月国务院决定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内蒙古自治区还存在，剩下很小一块地方。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1969年12月18日中央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等人召进北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於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著自1967年11月1日产生，在近两年当中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内蒙古的分区全面军管从1969年12月下旬开始。军管会原本应该执行“五二二指示”，以缓和激化的社会民族矛盾。然而郑维山主管下的军管会非但不安抚受害者，反而将提出这种要求的受害者看作是捣乱分子予以打压；同时又将那些民愤极大、犯有血案的官员调离出内蒙古。而军管会也并没有停止迫害“新内人党”，在军管下的内蒙古，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12月因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郑维山成为“陈伯达集团”的成员而被停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
来治猩猩的铌发表于 2016-5-24 01:08

还是传统的奸臣上位型“文革套路”，可惜演员中有一方是草原糙汉子，不适应这个充满传统文人审美情趣的哀婉画风，时不时就暴露出几块健壮的肌肉，将场面变得极其违和。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著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

中央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覆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左派”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文革中各地的党委和政府都被打倒，全凭军队维持。【“五二二”指示使内蒙古军分区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发生分裂。内蒙古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央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

作者在这里刻意颠倒错乱了时间顺序，倒果为因。

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主席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5月13日至19日，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等先后4次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的汇报，指出滕海清“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主要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19日，滕海清等向中央写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5月22日，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史称“五·二二”批示。

批示在当时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扩大化，停止挖“内人党”的作用。但当时中央的结论只是认为在挖“内人党”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

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著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

其实用膝盖想都知道，这个时间点，这个规模，“火力”这么集中的“上访者”怎么可能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

“内蒙古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请参考云成烈的“谜之自信”——“一定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党委：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中央找我们来，对内蒙当前形势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中央对内蒙的极大关怀，极大爱护，我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对于中央的重要指示，我们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

　　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处反修前线，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保持内蒙局势的稳定，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一定遵循中央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按照“九大”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内蒙各族革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作出了很大成绩，内蒙出现了大好形势，这是运动的主流和本质。

　　滕海清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内蒙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大量工作，是立了新功的。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宁“左”勿右，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错误地把高锦明同志防“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过重地估计敌情，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在宣传工作上也犯了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错误；对待群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领导制度上，犯了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等等。这就造成严重的后果：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一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我们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信任。对不起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革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在“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下，对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于四月十九日向中央作了检讨、这对于我们团结一致，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内蒙这一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滕海清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核心小组其他同志也各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团结一致，积极做好工作，迅速纠正错误。下边的同志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只要坚决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吸取教训就行了，不要责怪他们。

　　（二）

　　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搞好内蒙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发出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做好下列工作：

　　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所做的多次极为重要的讲话，深入宣传贯彻“九大”精神，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纠正我们前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搞好团结，首先是我们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的团结、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团结，这是解决当前内蒙问题的关键。我们决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纠正错误，团结一致，决不给敌人以挑拨、利用之隙。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加强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保持部队的稳定，这是当前稳定内蒙局势的重要因素。部队各级领导同志应积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内蒙地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内蒙革委员领导上犯了严重错误，使参加“三支”、“两军”的有些同志受到了影响，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个责任应由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继续加强拥军工作，继续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工作。对我们前段工作中犯的严重错误，群众中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现象。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是对我们的革命监督，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热诚欢迎。各级革委会在认真落实政策中，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要矛盾上交，不要进行大串连，尽量减少上访。

　　我们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批评和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同观点的群众不要互相指责。由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和目前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要继续说服群众今后在批评我们的错误时，都不要采用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登小字报等方法。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了一些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应坚决彻底予以平反，信用他们。积极培养、提拔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迅速地、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当前我区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

　　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必须迅速充实，健全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搞为“新内人党”而停职、撤职者，应迅速平反，恢复工作。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一元化领导。

　　（三）

　　这次中央把我们找来，当天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们教育极深。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尽管在落实中央指示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们坚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有全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决心和群众在一起，完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

　　当否，请指示。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
　　权星垣李树德李质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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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2 00:51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7-12 02:19 编辑

历史清算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认为属於一大错案。

1979年1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於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

对此，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党委的回复是：中央的领导人由中央做行政处理。滕海清因为过去有战功，不追究其在内人党事件中的责任；吴涛不宜留在内蒙古，调回北京军区；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已受到降级、劳动锻炼等处分，不宜再予追。而内蒙古有权处理的只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势的郭以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牢狱服刑三年。

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1987年10月3日，在“内人党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周年，作为清算的最后一幕，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公审大会。在20年前挖肃内人党运动中，为参与挖肃内人党积极罗列诬陷材料而深得滕海清的赏识，却被广大的内蒙古人视为蒙奸的乌兰巴干坐到了被告席上。《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下列罪行：“1967年9月组建“揪叛站”后，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采取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篡改、歪曲内蒙历史和颠倒事实的恶劣手法，炮制了127份材料，提出有一个“新内人党”反革命集团，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假案，对全区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年11月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被告人乌兰巴干15年有期徒刑。

然而，对乌兰巴干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内蒙古人的愤怒。在法庭上，被告方的辩护人也提出了令法庭相当尴尬的质问：第一、文革是中共中央亲手发动的政治运动，被告是响应了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於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据此，被告不能认为有罪；第二、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这个冤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负责人。因此这一假案应由滕海清等五个领导人负责，而不是由乌兰巴干这样的一般参与者负责。制造者不受法律制裁，而参与者却在20年后的今天受到审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就应该拿那些“同案犯”也放在今天的被告席上。请问公诉人：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内人党问题上判了什么罪？难道在强调法制的今天，还允许在法律面前人与人有什么不平等吗？在这个重大的冤案中，难道让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一个普通群众来当牺牲品、替罪羊吗？”

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被法庭采纳，但受到很多人的喝彩。内人党事件不仅牵涉到康生、江青、谢富治，而且牵涉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滕海清不是四人帮分子，文革后降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郑维山“文革”时期被幽禁8年，文革后平反，于1982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乌兰夫文革后平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对蒙古族人民是一个很大安慰。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内人党事件”中被迫害致死。内蒙古人民只能用悼念死者的方式，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来治猩猩的铌发表于 2016-5-24 01:08

乌兰夫之女口述：父亲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世纪历史 2016-05-10 17:28:57 阅读(115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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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乌兰夫与草原英雄小姐妹在一起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我父亲乌兰夫和母亲云丽文生活的故事，不得不牵涉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尽量约略地说明和带过。

　　一、人民之子乌兰夫

　　10多年前，我偶然看到澳大利亚报纸对我父亲的描述，很惊叹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灵敏，远隔万里重洋，仍有极准确的消息。但在他的身世方面，则认为乌兰夫和成吉思汗有着血缘上的关系。我的一位亲戚两年前与一位法国人结婚，我听说这个有着拿破仑血缘的家族倾巢出动，来到内蒙古草原，愉快地祝贺“两个伟大姓氏的结合”。法国人自有他们的守旧、天真和对姓氏的重视，不过确实可以看出这种误解流传之广。

　　其实，我的祖父母都是普通而忠厚的蒙古族农民，他们虽有一定文化，但祖上并无达官显宦者流。父亲的名字“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他原名云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他的感情始终同人民息息相通。概括他的一生，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之子。

　　1987年夏天，父亲回到了内蒙古。这次是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这是他“文革”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自治区。

　　中央代表团的最后一个活动是拜谒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在伊克昭盟境内，气势宏大，十分壮丽，是内蒙古人民举行庆典活动必谒之地。清晨，两架直升飞机从呼和浩特起飞，逶迤向西南飞去。

　　飞机到达成陵之后，草坪上已经密集着黑鸦鸦的人群。很多人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望父亲。他们簇拥着父亲，父亲拉着他们的手，后边的人们在喊：闪开一点，让我看一眼!这种场面在中央代表团去过的每一处地方重复着。我看着这些长年劳作、让太阳晒黑的老人或年轻人的脸，总觉得父亲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熟悉，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中央代表团的车队向成吉思汗陵行进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支非常壮观的马队，都是极矫健的骑手，传统的长衫在灿烂的阳光下十分夺目。据随行的同志介绍，这是守卫成陵的达尔扈人马队。达尔扈人是当年成吉思汗的卫队，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去世后，他的卫队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并且依陵寝而居，世世代代护卫着成陵。当然，今天的达尔扈人可能是一位劳动模范，或者是一位夜校的教员，不过他们骁勇一如他们的祖先。根据几百年的惯例，任何贵客拜谒成陵，达尔扈人都是在前面导引。

　　当父亲乘坐的汽车驶近的时候，达尔扈人突然分开两路，由前导变成了护卫，护守在汽车的两翼。我知道，这是达尔扈人在表示他们对父亲的爱戴和敬意。路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着赶来的群众，他们风尘仆仆，带着老人、孩子，不断呼唤着父亲的名字。

　　离开成陵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父亲乘坐的直升飞机旁边，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父亲在登机的时候，送别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情绪很激动地喊着他的名字，并伴有哭声。有的人冲了上来，抱住了螺旋桨已经发动的飞机。惊呆了的机组人员喊道：危险!飞机再一次停驶，千百人的热情如同巨浪般卷过……

　　父亲回京前夕，在我的建议下，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

　　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父母的墓地。这里是如此平凡、朴素和安静。依傍着两位老人的墓地有一个小小的坟茔，这是他们第二个儿子云浦烈士的长眠之地。

　　确切地说，父亲在他的家乡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他的革命生涯，给他那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父亲幼时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而且相貌十分英俊。祖父母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够有助于这个日益衰落的家庭。但事与愿违。家中的房屋先是被日本人、后被国民党三次焚烧，时至今日，焦土瓦砾之状依稀可辨，年老幸存的乡人还可以述说当年的惨状。据目击者说，日本人焚屋的大火几天几夜不熄，所有家具、书籍均付之一炬。两位老人背井离乡，乞讨为生，在颠沛流离中先后去世。难能可贵的是，我的祖父母——两位旧式老人以极宽广的胸怀理解了父亲带给他们的一切，他们惟一的遗憾是再见不上儿子。我的祖父临终时对人说：不知我们是有福是无福——无福，有这样一个儿子；有福，却再不能见他一面。

　　父亲惟一的胞弟云浦，曾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蒙古支队队长。他作战极其英勇，白马长刀，被人传颂一时。他牺牲时年仅35岁。

　　父亲静静地伫立在父母兄弟的坟边。我不知道父亲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也许静如秋水，觉得一生无怨无悔，也许心潮起伏，难忘父母兄弟骨肉之情。我忽然想起了“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之句，领略到诗文的豪迈中所带的忧伤。

　　当日中午，我们离开了塔布子村，途经察素齐，在旗(县)招待所休息。烈日当空，万籁俱寂，父亲带着十几天奔波的疲劳入睡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两位贴身警卫黄毅和勾宝华突然跑进来，略带不安地对我说：外面都是群众，怎么办?我朝窗外看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院的铁栅墙外全是人，人山人海，静静地伫立着。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他们就这样静静等待着，等待父亲醒来。

　　黄毅走进父亲的睡房，掀开窗帘对父亲说：首长，你看!父亲对窗外招招手，人群欢呼起来，也向父亲招手。当地的同志进来了，为难地说：人太多了，太多了，不知道都从什么地方赶来的……父亲说：走，我们出去，看看大家!

　　为了让每一个赶远路来的人都能看见他，父亲一直走到开阔的展览馆广场，他走上台阶，对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说：“乡亲们，我还会回来的!”

　　这是1987年8月。谁知1988年12月8日，他便谢世了。他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而他的敌人，在反对他的时候，都不得不借用他的名字。

　　

　　二、风雨相随50年

　　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父亲那时14岁，尚未成年；对方是一位年长他5岁、不识字的农家女子。这样的婚姻自然毫无感情可言，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结束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代相识、相爱并结合的。这是我的父亲按照他个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亲是一个胸怀磊落、感情专一的人，母亲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亲原名云丽雯(云丽文)，她的家庭在绥远一带，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顽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儿子们，却先后都与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了联系，从此这个家庭再无宁日。母亲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读书时，曾任李大钊的联络员，三叔云蔚黄埔军校毕业，在百灵庙抗日暴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纯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母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她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影响。

　　母亲美丽纯真，但她最大特点是极富正义感。父亲曾说她是“热血女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母亲不愿在日伪学校读书，中断学业。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培养亡国奴，选送一批资质出众的女学生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有人劝说母亲时，她拍案而起，举座皆惊。1939年，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战，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雨和艰险的道路。

　　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很奇特的：母亲等人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联系人失散，身无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讨，对这些素来清高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难堪又严峻的考验。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侥幸脱身，最后到了黄河边上，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截获，此时此地，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无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亲正从这里经过。当时他是抗日部队新编第三师的地下党负责人，一眼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开口便说：“这是新三师投亲的家属，不是去延安的，你们弄错了，快把人放了。”

　　初始，母亲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更加戒备，后见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带路的地下党同志叫做贾力更，原是苏联炮兵学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经验很丰富的同志，他自然会意，不容众人犹豫，立刻带着大家走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延安结婚的。此后50年之中，无论多么艰难危险的时刻，母亲一直伴随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50年的岁月，红颜可以老去，黑发可以变白，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们爱情和家庭最坚实的基础。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严酷而动荡的战争岁月，无疑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她伴随父亲度过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体更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她还有一件极大的心愿未了：把父亲数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笔社会财富留给子孙。民族之间协调与融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后来世界局势的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央也有几位同志建议，但当时父亲太忙，无暇顾及。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照光同志，编写《乌兰夫回忆录》、《乌兰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请下开始的。后经中央批准，母亲主持“乌兰夫回忆录与文集编写组”的工作。她逐字阅稿，审核录音，力求真实和准确。父亲和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太着急了，她说：“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这句话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亲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乌兰夫回忆录》终于没有完成和出版，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事业和感情上，母亲奉献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献的所有真诚、牺牲和勇气。

　　三、世间珍重惟理解

　　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而首次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但是这个“共和国”具有一定欺骗性，并且得到了国际上某些方面的认同。中央委派我的父亲去解决这个不但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棘手的重大问题。

　　父亲单人独马来到了内蒙古地区。双方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形势一触即发。这时候母亲带了一双幼小的儿女，也来到了父亲的身旁。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在最危险的时候，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孩子还小，怎么办?父亲当即回答说：死了也是值得的!母亲泫然。

　　后来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谈起这些往事。她说：你父亲的几次决定，都使我掉了眼泪。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直到我长大成人，我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境和牺牲。父亲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他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舍生取义。一生之中，他不但要在生与死中做抉择，也要在情与义中做抉择。母亲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慈母，也许这些抉择使她柔肠寸断，但她毕竟无条件地理解了父亲的思想和境界。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内人党”冤案。当时我的父亲正在囚禁中，与世隔绝，毫不知情。他身边只有一只随身的小收音机，从偶尔得到的信息中，他猜度出内蒙古发生了重大而荒谬的冤案。这时他突然得到通知，中央派人与他谈话。他知道这是身处荒山峻岭之中惟一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转递信件的机会。父亲连夜伏案给毛、周二人写信，力图澄清此案，避免无辜者受牵连。这时父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已下落不明，几年以来惟一能证明我们尚在人间的一张小收条(证明收到生活费25元)已经中断，母亲夜不能寐，一头黑发全白了。她要求父亲趁此机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请组织上协助查找孩子们的下落。但是父亲坚决不允。他认为这会分散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澄清“内人党”信件的注意力。他对母亲说：“一场冤狱下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屈。你有儿女，这些人谁无儿女?孰轻孰重你要掂清楚。”母亲含泪，又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做法。　父亲复出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他平反了“内人党”、沙甸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冤案，这已经是后话。

　　80年代初，我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我父亲那位前妻之子)在国外留学，反映不好。有关部门上报给父亲。父亲的批示是“查清属实，党纪国法论处”。我这位兄长为此一直对父亲心怀怨恨。母亲曾经这样评价：“你的父亲虽然宽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对我，对所有的亲属，包括对他自己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让步。”母亲患重病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曾再三劝父亲去广东休养，这样母亲可以同行。父亲说：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意思。母亲此时已经失语，坐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父亲不是那种舍弃一切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想，世界上幸亏还有这样的父亲。 1996.4.15

李学智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

五大民族自治区中,内蒙是最稳定的一个。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普遍特别爱国么？是因为内蒙古旧上层普遍特别有良心么？是因为蒙古干部越受委屈越忠心么？扯！没有这个“内人党”事件，恐怕蒙独祸不在台独之下。

黄经耀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黄经耀，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

顺便一提，乌兰夫亲属们在文革后期纷纷“转运”，也许乌兰夫和中央某些人还有一场肮脏交易，其结果就是乌兰夫一家和土默特左旗干部文革之后的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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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1 22:46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来治猩猩的铌于 2016-7-11 23:19 编辑

附录：

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电报，和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的电报，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请示中央批转“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主席、中央：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揭发了乌兰夫的错误。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纷纷要求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近来，随着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广阔的发展，这种要求日益强烈。并且，有些干部和群众，因未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而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生严重怀疑和不满。因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建议，请中央批准华北局一九六六年七月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自治区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以上请示，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中央华北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并华北局：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作垂死挣扎，又进行新的反扑。最近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乌兰夫翻案的传单。证明一小撮坏分子在幕后积极活动，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挑动蒙族（主要是土旗蒙族）群众，反汉排外，为乌兰夫翻案。有的黑帮分子也借机翻案。对此，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极为愤慨，并对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区党委在斗争乌兰夫反党集团上，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的保护乌兰夫，奎壁，吉雅泰。许多同志质问区党委“为什么保住乌兰夫不让斗”“为什么不敢放手让广大群众斗争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等，反映很强烈。也有一些不明真相当群众对中央保护乌兰夫产生了误解，怀疑“是不是刘邓搞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中央这样保乌兰夫，内蒙古党委又不敢放手斗，是不是过去搞的有问题了。”盟市旗县委多次向区党委催要中央关于对乌兰夫问题的决定。为此，请中央能把区党委关于乌兰夫问题的报告迅速批发下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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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1 22:47 | 显示全部帖子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节录)

　　1967.01.27

　　主席、中央：

　　在五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一百十六位同志（包括旗、县委书记），报告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和批判了乌兰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对乌兰夫的错误的批判和揭露，从六月七日至七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四十三天。除小组会外，开了几次区党委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乌兰夫检讨交待了四次（在常委和常委扩大会议上各一次，在全体会议上两次）。

　　在此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学校，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集中地揭发了乌兰夫及其一伙的错误。

　　根据揭露的大量事实，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乌兰夫放肆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里说：“种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乌兰夫对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是反对的。他叫秘书从马、恩、列、斯著作里查毛主席这句话有无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筹备庆祝内蒙古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一再说：“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二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他甚至竟然宣称“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实质”。“离开了民族问题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主席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而乌兰夫不仅没有在党内传达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开唱对台戏。他强调“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

　　实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而乌兰夫却以民族问题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工作队整训大会等几个会议上反复强调“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乌兰夫却公开攻击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教条”。他说：“学毛选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要有的放矢。……不从实际出发，不解决针对性问题还不是教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心是树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一九六六年四月。根据他的授意写成的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中，就是提出：“只有真正认识到内蒙古的实际，解决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新作为，才能踏出自己的路。”实际上，就是要在内蒙古树立一个“乌兰夫思想”，要干部学习他的民族问题的言论。（他有“言论集”五卷，油印本，在少数人中发过，后又收回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要求“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在“学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要“学习乌兰夫同志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及有关文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即所谓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展贫协会员的多数及蒙人，建立起阶级队伍的政治基础；贯彻农牧结合的方针，蒙人可以放羊，汉人也可以放羊，汉人可以种地，蒙人也可以种地，农牧互相支援的经济基础；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行两种语言文字的文化基础。他说：“有了政治基础，有了经济基础，又有了共同语言，……结果就反映了共同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融合”的三个基础。

　　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是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任意曲解、篡改、贬低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乌兰夫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取消阶级斗争。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实行和平共处，对蒙修实行和平竞赛，以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的“三和一代”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以民族问题代替四清，代替阶级斗争。他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把民族矛盾扩大为主要矛盾，提出内蒙古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并且，以此为借口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他还指出：“在四清运动的自始至终都要狠抓民族问题，”“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也是揭民族问题的盖子。”他狂妄地在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之外，还要增加一条：“民族问题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并且说：“如果这一条没有做到，其他六条都做到了，也只能说四清运动搞好了一半。”乌兰夫以他的家乡土默特旗为据点，总结出所谓大汉族主义几种表现形式，突出地反大汉族主义。去年十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汇报会上公开说：“我与大汉族主义斗争了几十年，今年六十来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甚至指责一些蒙族干部说：“就是蒙族干部也是犯了大汉族主义错误，不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蒙族干部犯大汉族主义错误，比汉族干部更危险。”以此来煽动民族情绪，企图把土默特旗的四清运动变成反大汉族主义运动。有些蒙族的革命左派，被孤立，受打击，被看成是“汉族的走狗，蒙族的叛逆”。这样，乌兰夫就把四清运动的性质、重点根本改变了。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性质矛盾，而是民族矛盾；不是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是重点反对他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他把他这一套所谓“经验”写成纪要，用自治区党委名义批转下去，要全区仿行。

　　乌兰夫反对在牧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和平过渡”。他在牧区坚持改革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政策，说这条“和平改造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中要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他认为革命要破坏生产，说什么“革命革得把牲畜都死完了，牧民的思想要变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平叛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央讨论四川XX地区的平叛问题时他说：“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当时中央就不同意他的观点。一九五六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仍然坚持他的观点，说：“我当时在会上说打仗是下策，但会上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又说：“我认为我们如果搞错了，应该承认错误，才能稳定人心。”

　　乌兰夫反对牧区划阶级，坚持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次会上讲，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今天看这个问题也还是这样，这是牧业的一条方针。”因此，他认为“生产上去了，不划阶级也心甘情愿。”由于他一再阻拦，内蒙古绝大部分牧业至今没有划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很不巩固。

　　乌兰夫美化民族上层，牧主和宗教上层，主张同他们实行“和平共处”。一九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他还到处宣传呼盟有一个牧主富得很，发展了两万头牲畜，从前去哈尔滨坐火车坐飞机，最后把牲畜原盘交给了公私合营牧场，现在去哈尔滨坐火车不坐飞机了。但是，他从来不讲牧主的钱是剥削来的，在四清运动中，他竟然还主张“要同少数民族领袖商量。”“要倾听少数民族领袖的话，把少数民族领袖团结了，群众就团结起来了。”

　　乌兰夫对蒙修在政治上不进行斗争，主张实行“和平竞赛”。他所谓的反修，不是在政治上同蒙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在牧畜头数上要大大超过外蒙古，不是在牧区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教育，而是强调物质刺激。因此，在牧区尤其是在边境区，不少群众祖国观念不浓，对蒙修恨不起来。

　　乌兰夫还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提出：“千条万条，增加牲畜是第一条。”“搞不搞生产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真革命与假革命的问题。”所以，他用生产代替阶级斗争，把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去年巴盟中后联合旗遭受风灾，牲畜受到损失。今年一月八日，乌兰夫发电报指责搞四清是造成在风灾袭击下牲畜遭受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强令停止四清。在今年三月，内蒙古区党委发出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竟然提出：“以抗旱抗灾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是各行各业的共同任务，必须全力抓好。”在总任务当中对阶级斗争、反修斗争只字不提。

　　乌兰夫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民族”，“机关民族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平叛等重要问题上，同李维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互相支持、利用、公开反党、反中央的。

　　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乌兰夫对内屈服于王公贵族、牧主的压力，对外则屈服于修正主义的压力。

　　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题上，乌兰夫坚持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古的，说：“把语言文字同外蒙古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五年即在全区推行蒙文斯拉夫化，直至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在青岛提出拉丁化时，才停止下来，但至今不搞拉丁化。

　　乌兰夫在对外关系上是卑躬屈膝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他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蒙古党十四次代表大会。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他两次带头起立（没有鼓掌），孤立了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和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代表团人员发现后，两次报告给他，他都不理睬。蒙修对我代表团参观乌兰巴托百货大楼极端无理，故意冷落。在我代表团参观前，蒙方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他甘受凌侮，坚持参观了这个“无人商店”。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提出去医院慰问。蒙修同意乌兰夫与王维舟同志二人去看望。但泽登巴尔的老婆（苏联人）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王维舟同志当场愤然离去，而他不但不同王维舟同志采取一致行动，反而喜笑颜开，无动于衷，一个人进去探望了泽登巴尔。事后，王维舟同志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表示遗憾，他也在场，毫无表示。

　　去年以来，正当我们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泽登巴尔疯狂反华，极力挑拨蒙汉关系时，乌兰夫把反修旗帜降了下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完全适应了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乌兰夫对一九三五年《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念念不忘。去年下半年以来，公然打起《宣言》的旗帜，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一九三五年《宣言》中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的蒙古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木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城。……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的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联帮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

　　这个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宣言》，正适合乌兰夫目前搞民族分裂主义的需要。解放以后，他拿《宣言》规定的区域，向中央“要账”，争地盘，在同毗邻省、区划界时，一步不让，寸土必争。今年一月，他把《宣言》印发到全区，要求下边以此“检查我区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所有干部要大学一番。

　　乌兰夫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的假口是反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借自治之名，搞独立王国之实。当在内蒙古大汉族主义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是地方民族主义。建国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一直没有认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此，地方民族主义相当严重。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相当嚣张，叛国事件一再发生（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共发生一百六十起，九百三十八人，其中已遂六十八起，六百二十四人）。对有些重要民族分裂案件迟迟不处理，甚至姑息养奸。更严重的是，在这次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副参谋长云列成（乌兰夫的远房侄儿），从呼和浩特突然来京，进行地下活动，说他是受云世英（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等人之托，转告“土默特旗人，都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事实十分清楚。内蒙古的地方民族分裂主义的总根子就是乌兰夫。他是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搞独立王国。

　　乌兰夫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绝非偶然的。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他把自己装扮成蒙古族的“领袖”、“权威”自居，他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领导，心目中根本没有民主集中制根本没有自我批评；他只能听颂扬，听不进半点批评，千方百计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喊“乌兰夫主席万岁”，在牧区大量印乌兰夫的象。乌兰夫的象同毛主席的象平挂在一起，甚至现在有的地方还挂着他的象。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浩帆（乌兰夫的亲信）在办公厅干部中公开讲：“在中央听毛主席的，在内蒙古听乌兰夫的”，“全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内蒙古要学习乌兰夫思想”，“党委的文件要体现乌兰夫思想”。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干事何跃（乌兰夫的亲信）当着他的面说：“乌兰夫同志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领袖。”所有这些，乌兰夫十分欣赏，从不加任何制止。

　　乌兰夫对中央、毛主席、军委以及华北局的指示，他们不同意的就加以抵制，或拖而不行。除上述不传达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指示。不执行周总理关于蒙文拉丁化指示外，对林彪同志指示要把原下放的军马场上交总后勤部，他坚持呼和马场不交，对中央、华北局在内蒙古进行农垦，也一概不支持、不欢迎。他对中央、华北局实行严密封锁。他的许多见不得人的讲话、报告，根本不送中央、华北局，甚至有些文件，华北局要，也不报送。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乌兰夫为了积极推行他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阴谋，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处心积虑地实行了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

　　他任用干部的标准，是能否坚决执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否积极反大汉族主义，搞民族分裂主义。并且无原则地优先照顾家族，实际上是优先照顾蒙族干部中的右派。在蒙族干部中他又分东蒙、西蒙、土旗、非土旗，延安民族学院学生、非延安民族学院学生。他的亲戚、亲信更吃香。因此凡吹捧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人，就被重用、提拔；凡是坚持党的原则、不投他所好的人，就被排斥、打击，甚至关押。

　　这样乌兰夫搜罗了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分子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有汉族干部），形成了一股右派势力，并以一小撮亲信为核心，搞阴谋活动，尤其是一些重要人事的安排，他们都是事先密谋策划。乌兰夫自己交待说：“都是书记处之外的‘小书记处’”。

　　去年下半年以来，乌兰夫迫不及待地安插亲信，篡夺党政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1．用建立“代常委”阴谋手段，篡夺区党委常委会的领导权。

　　今年一月，乌兰夫乘自治区党委许多常委和书记处的成员到基层蹲点或患病之机，不顾书记处王铎、方锦明二同志的反对，成立了以他的亲信为主的十三人“代常委会”，其中蒙族干部就有九人，有六人是土默特旗蒙族干部，作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代常委”代替了常委会，在他的亲信操纵之下，大力推行乌兰夫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

　　2．大量安插亲信，控制党政要害部门。

　　乌兰夫借精减机构、建立“五委”、加强领导之名，安插亲信，篡夺了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调查研究室，和自治区人委的文委、计委、农委以及公安厅等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3．在呼和浩特市委发动了修正主义政变。

　　乌兰夫用修正主义分子、反大汉族主义急先锋李贵（汉族，呼和浩特市委新任第一书记），会同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处书记陈炳宇，把市委第二书记赵汝霖同志的缺点、错误扩大化，加上所谓“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罪名，戴上“反党宗派主义”帽子，把赵汝霖同志整掉。李贵在呼市连续作了八次报告，并到包头市干部会议上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里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大肆吹捧乌兰夫如何英明正确，反毛泽东思想；一笔抹煞呼和浩特市十几年民族工作的成就，扩大蒙汉族矛盾；把民族政策说成是贯穿一切工作的红线。在全市通过“揭盖子、挖根子、换班子”，实现了修正主义的政变。乌兰夫对李贵搞的呼市政变，倍加赞扬，说是“建立了马列主义的领导班子”。

　　4．以呼和浩特市政变为样板，积极在其它盟、市搞修正主义政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乌兰夫亲自主持下，以区党委名义批转了呼和浩特市委关于“有关民族工作方面一部分问题的报告”的政变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政变纲领。文件里首先把他自己捧为一贯正确，“领导全区人民获得解放，……受到全区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然后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指大汉族主义——注），目前特别突出地集中攻击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老的蒙族领导同志”，“内蒙的民族问题，就是内蒙的革命问题。反对党的民族政策，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自治区党内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倾向”，这是当前自治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突出表现”。这个文件为许多地方的民族分裂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开了“绿灯”，他们拿上这个文件四处活动，积极地准备进行阴谋反革命政变。他们把手首先伸进地方党政机关，也开始伸向军队。

　　5．集中打击自治区党委汉族领导干部，为其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扫清障碍。

　　今年四月一日，乌兰夫以突出政治为名，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他带头点名攻击区党委书记王铎、权星垣、高锦明（满族）等同志。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把错误推给别人。说王铎把农业搞得“一毛不拔”。权星垣把工业搞得“手无寸铁”，高锦明不执行民族政策，污蔑自治区商业是“大盛魁”（旧社会剥削蒙人的大商号）。接着，“代常会”就跟着他的意图积极准备整这些同志的材料。在会外，王丽文、浩帆等人市区党委这些书记和一些领导干部反乌兰夫，积极做舆论上的准备。

　　今年四月下旬，乌兰夫以贯彻华北局会议、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为名，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亲自出马，调兵遣将，煽风点火，突出反大汉族主义，打击王铎、权星垣等同志，企图实行“宫廷政变”。此时华北局已有所发现，派人去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制止，并且恰好中央叫他去京参加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乌兰夫的这次阴谋才未能实现。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乌兰夫的错误被揭发，他的阴谋完全破产了。

　　乌兰夫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做民族上层工作，很少参加群众运动和艰苦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所以，他虽然入党四十多年，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贯表现右倾，并不是象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一贯正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外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打出自己的旗帜，公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乌兰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他想用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改造内蒙古，来改造内蒙古的党组织。

　　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的边疆，是反修的前哨，是战略要地，中央对乌兰夫是信任的，委他担负了重要职务。但是乌兰夫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和期望。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出发，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发展到分裂祖国统一，在内蒙古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乌兰夫的错误，对祖国边疆的巩固，对民族的大团结，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遗毒很深。

　　乌兰夫的错误思想，过去就有所流露。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他进行过说服和批评。近几年来，华北局对他的错误有所觉察，也不止一次的提醒并批评过他。但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对待批评也是两面派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他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经同志们的严励批判和斗争，开始有所认识，但他仍不愿与错误彻底决裂，没有根本改变错误立场。与会同志对乌兰夫所犯错误和对错误的态度，十分愤慨，纷纷要求中央严肃处理，彻底肃清乌兰夫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相信，内蒙古自治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革命的，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能够肃清乌兰夫错误造成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定会举得更高，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

　　以上报告，请中央审查。如中央同意，我们建议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并在革命群众组织中公布。

　　中共中央华北局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发

　　（正文原载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 [第二集]》，北京：1967年9月；附件根据中央文件的群众组织的翻印件，出版者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