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她的弟弟培培跟着一个女人在饭店门口乞讨。 图片由《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提供

她是张露露，6岁，这个在街上乞讨的女孩，从2010年3月到7月，四个月间，在山西太原被解救了三次，两次被送回山东菏泽市曹县———亲人把她和两个弟弟培培、炎炎以每天10元钱的价格出租给了组织乞讨的大大(干妈)。这个价格，比南非孤儿出租的价格低8元钱———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孤儿院出租孩子给乞丐，孩子每人每天可得20兰特(人民币18元)的租金(英国《每日电讯报》2010年8 月17日)。

人口贩运犯罪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之一，其年利润仅次于枪支贩运和毒品。在中国，一般一名乞讨儿童每月可以为幕后控制者带来3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暴利。

亲人

她的父亲，原是卖耗子药的，“耗子药——— 跳蚤药——— 虱子药……”打着竹响板，这么走着喊着，在集上蹲着喊着，20年，竟也活了下来。附近村子的人，并不晓得他的名字，但提起魏湾镇新张菜园村卖耗子药的，却是无人不知。他的眼睛大约是见到一点光的，不知谁给他说了一房河南的媳妇，两个“半眼人”呼呼啦啦，生下了两儿两女。

两年前的冬天，眼看腊月就要到，她的父亲喝了一瓶啤酒，睡到早晨，不知怎么，却再也醒不来。36岁的年纪，竟这样悄悄走了。不及半月，她的母亲娘家人来接，28岁的母亲便哭着跟上去了，四个还不到门栓高的“半眼”小孩子，只能抓着70岁的“半眼”奶奶的衣襟过活了。

她父亲活着的时候，曾认识了河南民权县的一个中年女人，唤作高子云，不知怎么得了消息，纵是这户乡下人家如何难找，附近的土路在雨天如何化作一摊烂泥，全然不管，这女人居然自己寻了来，又说是孩子的干妈，心疼孩子和老人，要将孩子领出去在街边要钱。“孩子能吃上饭，还能挣上点钱看眼睛。”70岁的奶奶也就同意了，在这沉寂的小村子，似乎并不是一件奇事——— 说好一天的价钱是10元钱，两个孩子便是20元，一个月竟有600元———去年奶奶领过唯一一次低保，半年才200块钱。

她的大伯说：“唉，就是一头猪，养到年底杀了，我们还舍不得，更不要说孩子。”虽然嘴上这么说，他与奶奶还是吩咐四个孩子叫高子云“大大(干妈)”。四个孩子没有吃到过母亲的奶，全是奶奶用奶粉喂养大的，除了眼睛不好，却也伶俐聪明，7岁的老大已经上学，高大大便先挑了6岁的她和5岁的大弟弟炎炎。

奶奶只道：“我照顾不了，我啥法呀？”奶奶做饭要慢慢地做，天不亮就去外面的路上耧树叶子捡柴火，天气一热，就没法让孩子吃上饭，只能早晨起来烧点水给孩子喝，或者给孩子喝点凉水，孩子们一天没吃过三顿饭，“我一热就不能动了，就歪那，给孩子说：‘你别吃了，到晚上吧！’”

“大大”

2009年夏天，麦子收罢了，高大大就来领孩子了。高大大说，要是别人有送钱的，就把钱存着给孩子看眼睛。她记得高大大给了奶奶400块钱，“我有病，等着花钱哩，能不同意？”奶奶说。奶奶还说，生意好了，要得多了，高大大就多给点，要得少了，就少给点。

大伯也说，高大大领上去要钱，家里能有点钱———奶奶岁数大了，有个头疼闹热打针吃药也没有钱，再一个，孩子在外面也能吃饱了！大伯还说，高大大对孩子好。

高大大先把她带到河南的家里，又带到山西太原。大大教她，跟别人要了钱，要说“谢谢”，于是她和弟弟每天有一顿稀饭吃。

她和弟弟炎炎，先在北京被“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的志愿者发现，2009年11月，炎炎又在山西太原的街上出现了——— 在一张志愿者拍的照片上，他冻得红通通的小手在拉二胡，面前放着要钱的罐头盒，棉衣脏得黑亮。

2010 年3月，寻亲的志愿者发现她的弟弟炎炎很像一个走失的孩子郝博文，她和弟弟都被带到了派出所。志愿者给他们买来吃的，高大大拣了鸡腿，一个人吃着。她看着高大大啃着鸡腿，想起来高大大教她们：“别人给钱和东西，要说谢谢。”要钱的时候，大大就在她旁边看着她……现在高大大咋不说谢谢呢？

高子云被治安拘留15天。山西公安厅的干警把她和弟弟送到她家附近的位湾派出所。还是村支书把孩子接回来的，“孩子也没有户口，要不，吃低保也能活。”

不到一个月，她和高大大又在太原的街上了。被志愿者解救出来的孩子中，她已经不是第一个重新乞讨的。就在两个多月前，志愿者解救出来的另外三个孩子就重新回到了太原乞讨，其中一个就说：“回家连饭都吃不上……在这还能吃上饭，还能吃雪糕！”

正是4月春寒，志愿者看见她只裹着一张单薄的棉被坐在寒风里，冻得发抖，她和另一个眼睛不好的老爷爷一人抱着一把二胡，每有人路过，她和老爷爷就拿起弓子拉几下琴弦。不时有路人可怜他们，投下几块钱。

警察来的时候，她听见高大大说：“孩子的家里人非要让我带来。”高大大说，是大伯联系到她，希望她带着孩子要钱，帮着养老人，也给孩子治病。

她又看见警察要拦高大大，大大一下子躺在马路中央。别人拉大大起来，大大又一次一次朝汽车冲，警察叔叔让高大大走了。

高大大带她回过家，把大弟弟炎炎放下，又换了4岁的小弟弟培培。奶奶说，高大大给钱看病，也给孩子买菜吃了，还给了3000元。奶奶说，生意按天多天少算，“三两月，给千把块钱哩，也有五六百的，有二三百的，人家要得人家还不够，咋给咱哩？”

奶奶还说：“孩子干妈(高大大)领孩子，孩子头疼发热，干妈说给治。”

伤口

2010年7月26号，她4岁的小弟弟培培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天，当天太原的温度是37℃。志愿者小师在街上守候了一天，带着培培的女人啥东西都没有给孩子吃。小师买了吃的喝的：“你吃吧喝吧。”培培也只是看看旁边的女人，碰也不敢碰吃喝。

小师给孩子身边的女人说：“你让他吃点喝点吧。”

这女的就不吭声。

“你让不让他吃？”小师火起来。

“吃吧吃吧吃吧———毒死你！”女人突然冲培培吼了一声。

她弟弟培培身上的累累伤痕，是志愿者小师无意中发现的：两条胳膊布满了针孔，背上、肚皮上是重重叠叠垒起来的伤。那时候培培已经几乎不能站起来，小师说：“我想着，这孩子可能活不了了。”

周围做买卖的人都围过来给志愿者小师说：“(大人)可坏啦，老用大萝卜那么粗的棒子打孩子的头，还带着缝衣服的大针，经常扎。”

小师知道，不仅仅是这样，有的大人还用麻醉药让孩子一直昏睡，有的孩子被故意弄成残疾，有的孩子身上的伤是用刀割开或者硬生生撕开的，“这样有的孩子一天能要到1000块钱。”小师想着：“他们长大了，能去干什么？男孩子偷东西、抢劫、骗钱，女孩子十几岁就被卖掉……”

到了派出所，培培身边的女人说，孩子是自己的亲身骨肉。在这个女人的住处，高大大和她居然都在，7岁的她还在睡觉。

第二天晚上，她和小弟弟培培身上就添上了新伤，有掐的，有针扎的，有身子扭起来抽打的。就连志愿者买给她和小弟弟好吃的，都让大大她们吃光了。

她被志愿者和警察叔叔送到救助站，吃到好吃的，洗澡换了新衣裳，她给大人们说：“俺想回去找奶奶……在家好。”

回家

7月，终于又回到了灰扑扑的村子，土路上还是人很少。奶奶说，高大大还没有把她和小弟弟培培“上班”的钱给完。

小小的她给奶奶说：“那人对我……不好。”

“奶奶，别让孩子走了，你知道孩子在外面受的啥罪？”志愿者点点说。

奶奶答，孩子身上没有伤。

“热得她不愿干，那不就得撇她，”奶奶又说：“我病得厉害，没钱，人家河南人找上来的……我把孩子放出去的，我知道孩子出去是干啥哩。人家给她点馍，给她点饭吃吃，夜里都到1点多才‘下班’哩，再给她弄点饭喝喝，在太原的时候，大热天在那晒着，不晒不可怜人家就不给钱了，下雨淋着也要淋湿衣裳……”

奶奶直埋怨高大大：“来家里的时候，给孩子穿得像模像样的，在外边就穿得没样子。”

大伯说：“唉，高子云说，带上孩子在大街上坐着要。要是知道叫孩子跪着要，我们也不舍得。高子云自己也有两三个孩子。”

这是9月底，秋天已经来了，别家的玉米都收秋了，她家的两亩洼地还泡在水里。秋雨一场紧跟着一场，天突地冷了起来，四个孩子光着屁股蜷在一床破败的棉絮里，夜里抱着70岁的奶奶，“这个抱着我的这条腿，那个抱着我的那条腿，都愿意挤到我身上”，勉强捱到天亮，奶奶慢慢地做了面片，撒上盐———幸好夏天乡亲还帮着收了麦子，有点面粉吃。

早晨有志愿者来看孩子，奶奶和弟弟都起来了，只有她还把头冲墙躺着，怎么说也不肯起来，嘴里念叨着：“我不去……我要俺奶。”眼泪把泛着眼白的眼睛糊得湿漉漉的，眼睫毛也糊到了一起。

奶奶说：“要是福利院收了三个孩子，不让我看，那不跟孩子死了一个样？”

“不让外人领，我自己领上四个孩子要饭去，不叫领还得饿死！我不能叫她们饿死，先到曹县要，钱要不上能要口饭吃，能要个破衣服穿……我们要上北京要饭去，要是火车不让上，我就给好心的列车员磕头。”

“只要管吃管穿，户口安上，给孩子看眼睛，我感谢不过来……那我就把高子云推喽。”

只有她睁着没有神采的眼睛认真听着。她的小弟弟培培“咯咯咯咯”笑着挨过来，把一袋方便面放在眼睛跟前看看，塞给奶奶：“奶奶吃……”依然“咯咯咯咯”笑个没完，把奶奶的一双腿抱抱，又去摸大伯的腿，紧紧抱住。

大伯说：“昨天孩子的大大(高子云)还来电话了，问孩子咋样。”她和大弟弟炎炎只翻着好心人送来的东西，“咔嚓咔嚓”地嚼起方便面。外面的雨没有停，滴滴答答地下着，阴冷阴冷的空气里，充满着腐烂的树叶和淤泥的味道。奶奶贴在堂屋的菩萨像和大慈大悲观世音咒被潮湿的墙阴湿了，传说每天诚心念5遍这个咒，就能驱魔消灾，脱离苦难，奶奶说，念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