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动物和人类的智力只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区别。他晚年的著作《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研究了鸟类、家畜、灵长类动物以及不同人的喜悦、爱和悲伤。达尔文对待动物的态度,尽管很容易被那些每天接触狗、马或老鼠的人所认同,但却违背了当时欧洲根深蒂固的理念——动物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古老的理念源于17世纪伟大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学说:人是理智的生灵,与上帝的思想相连,而动物只是肉体机器。他的追随者之一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十七世纪笛卡尔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样描述动物:“不因食物而快乐,不因痛苦而哭泣,成长而不自知:它们无欲无求,无所畏惧,一无所知。”
哲学家将这种能够识别他者拥有与自己不同的意图和愿望的能力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显然,黑猩猩拥有这种能力。Santino似乎已经明白,饲养员会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它扔石头。因此他学会了隐藏武器并抑制其攻击性:他在收集石头的时候显得十分平静,但在扔石头的时候却非常激动。这种理解他者能力和利益的能力,也体现于生活在佛罗里达猩猩避难中心(Centre for Great Apes)的雄性黑猩猩身上。这些黑猩猩并不强求与其一同生活的、患有脑麻痹症的16岁黑猩猩Knuckles服从它们平时的主导权威。此外,黑猩猩也明白,它们可以操控别人的信任,例如它们在争夺食物时经常互相欺骗。
同样,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6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在恒河猴身上做了类似的实验。当恒河猴们知道拽一下可以带来食物的链子,就会让其他恒河猴遭到电击时,他们就不再拽链子了。其中一只恒河猴甚至坚持了12天忍受饥饿而不去拽链子。可见动物们不像人类低估地那样,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它们还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饥饿相比,给同伴造成痛苦仿佛更难忍受。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将初生猴子和两个玩偶放在一起,一个是用布做的怀里没有食物的布娃娃,另一个是用金属丝制作的但怀里放有奶瓶的铁娃娃。小猴子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与“布妈妈”在一起。
动物随时随地在交流,而这种沟通并不需要强大的头脑去完成。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发现,蜜蜂的“摇摆舞”(waggle dances)能够传递有关食物方向和距离的信息。鸟儿长而复杂的叫声不是宣示领土就是表明交配。而鲸鱼群也是这样。但这些行为所传达的具体信息或意图,仍然很难解释清楚。蜜蜂的“摇摆舞”可能只是近期飞行的本能表现,而并不是对同伴们说:“懒虫们,那边有花粉。”
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是黑猩猩Washoe。在内华达大学,两名研究人员教Washoe学习手语,而后它能够用手语和人交流,甚至还教其它猩猩使用手语。虽然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工饲养长大的动物能够使用人类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与人类大相径庭。几乎没有动物懂得语法,或具有使用和组合单词来表达新意思的能力。例如,人工饲养的海豚能够区分“把球放进篮筐”(put the ball in the hoop)和“用篮筐圈住球”(bring the hoop to the ball)这两句话。非洲灰鹦鹉Alex会用组合单词的方式来创造新单词,它称香蕉(banana)和樱桃( cherry )的混合物为“bannery”。但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是它们和人密切相处的结果。使用复杂语法的情况还未在野外出现。此外,动物也没有表现出类似于人类向他人陈述的能力。
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霍尔·怀德海(Hal Whitehead)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卢克·伦德尔(Luke Rendell)在其合著的《鲸鱼和海豚的文化生活》(The Cultural Lives of Whales and Dolphins)一书中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一种独特的技巧、传授和学习、支撑“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惩罚违规行为的准则、后天建立而非天生的区分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的能力以及随时间推移而积累形成的特征。这些特性叠加在一起,允许个体组成群体来完成个体不能单独完成的事情。
关于第一个特点,还得说说乌鸦。新喀里多尼亚鸦(New Caledonian crows)是动物王国里制造工具的冠军。它们折断一些V形小树枝并用脚将其固定,除去树皮和叶片,用喙把树枝整理成带有倒钩的工具来捕食。它们也会咬断露兜树(Pandanus)的披尖型叶尖,然后用这些锯齿形叶尖来拨出树干裂缝中的幼虫。而在岛上不同的地方,新喀鸦会以不同的方式制作工具。奥克兰大学的生态学家盖文·亨特(Gavin Hunt)研究表明,手性(左手与右手的差异特征)对动物制造工具也有影响。他对岛上两个不同地方的新喀鸦进行观察后发现,两组乌鸦制作的钩和锯齿的大小不同,制作过程中的“切削”数量也不同,甚至有“左撇子”(使用左喙)和“右撇子”(使用右喙)之分。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意味着“我们这儿的做事方式”(the way we do things around here),因此两组乌鸦在文化上存在差异。
即使说动物具备以上四个构成文化的属性,但最后一个它们无法拥有。也许人类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能够在先前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产生一切,例如苹果手机、现代医学和民主。而这从未在动物身上发生。动物行为的某些方面似乎是以文化的方式而改变,而颠覆性的改变当然也可能发生。20世纪90年代,南非实施的大象扑杀政策使得最年长的大象被射杀,其后代的族群重组导致原本正常有序的母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不再有长辈们的遏制,年轻的大象变得异常地具有攻击性。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干扰都是有害的,但是无论这种干扰是好是坏,动物社会都还没有呈现出稳定、适应性的改变,没有表现出任何文化的进步。知识在最年长的个体身上积累。1993年,坦桑尼亚塔兰吉雷国家公园(Tarangire national park)遭遇大旱,那些存活得最好的象群是由经历过1958年严重旱灾的母象所带领的,但是1958年这场灾难的经验最终也会随着母象逝去。
动物离人类有多远?
关于动物的思想,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动物具有带语法规则的语言,这一点几乎可以被排除;而一些物种具有学习制造工具的能力,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多结论处于两者之间,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是否接受这些结论,部分取决于衡量证据的标准。如果动物的共情问题是一个刑事案件,要求提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你可能会犹豫动物是否存在共情;如果该问题是一个民事案件,需要提供证据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你则几乎可以肯定地得出动物具有共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