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longlo

正九年（1731年），清军被准噶尔击败，蒙古局势危如累卵。雍正帝为巩固边防，大规模扩充三镇（古北口、宣化、大同）绿营兵。一是增兵，雍正帝命令守备京城西北门户的古北口、宣化、大同三镇募兵，充实营伍，并派官员巡边，以定各关隘增兵多寡。二是修葺东起独石口，西至杀虎口的长城。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议定直隶绿旗增兵４处，分别是古北口提标、宣化镇标、独石口和张家口。[99]

longlonglo

雍正帝公布的年、隆的一系列罪行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贪婪之罪”（年羹尧贪墨之罪十八，隆科多贪婪之罪十六）。雍正帝把他们这方面的罪恶大事张扬，就使得对他们本人及其党羽的惩处显得更为“名正言顺”，这同时对吏治的整顿是巨大的推动。通过剪除允禩、允禟、年羹尧、隆科多的羽翼，从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抚布按、武官提镇一级进行频繁的更调，其中确有一批趋炎附势的贪酷之吏因他们的主子失势失宠而堕入法网。这就使得雍正帝即位之初，统治阶级上层腐朽势力与允祺、年、隆等人一起首先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85]

longlonglo

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了田文镜与李绂互参案。在李绂、田文镜互参案中，雍正帝虽然对田文镜有所袒护，但此时还并没有要打击李绂的意思，他更多的是持一种调和的态度。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结党营私有负圣恩、并且贪虐不法，一共有十大罪状，并且言语涉及到被田文镜弹劾的黄振国、邵言纶、汪諴，还有包庇张球罪状的事，与之前李绂说的不谋而合

longlonglo

雍正帝听了之后以为谢济世与李绂结党，下诏严厉斥责谢济世等，剥夺了谢济世的官职，发配到军中，黄振国、汪諴被处死，邵言纶被发配边境。

longlonglo

接连发生的汪景祺案，李绂、田文镜互参案，查嗣庭案和谢济世案，使雍正帝认识到本朝的科甲士人之间不但存在着很严重的请托、庇护的现象，而且还有人对清朝的统治政策和自己的统治方针心存不满。于是便以打击科甲朋党为名，对科甲士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其中谢济世案后为第一个高潮。雍正七年（1729年），谢济世在阿尔泰承认与李绂的交往后，为第二个高潮。[

longlonglo

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八月宣布秘密立储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帝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

longlonglo

以备核对。秘密立储制，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

longlonglo

年，清军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得胜，双方罢兵议和。雍正时代，平定西北的任务尽管没有完成，但雍正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是深刻的。[35]

longlonglo

雍正九年（1731年），清军被准噶尔击败，蒙古局势危如累卵。雍正帝为巩固边防，大规模扩充三镇（古北口、宣化、大同）绿营兵。一是增兵，雍正帝命令守备京城西北门户的古北口、宣化、大同三镇募兵，充实营伍，并派官员巡边，以定各关隘增兵多寡。二是修葺东起独石口，西至杀虎口的长城。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议定直隶绿旗增兵４处，分别是古北口提标、宣化镇标、独石口和张家口。[99]

longlonglo

雍正九年（1731年），张家口协增兵200名，路标增兵300名；次年，向张家口协兼辖的万全营、膳房等三堡增兵420名。故张家口合计增兵920名，超出原议增兵额120名。直隶绿旗增兵实数6055名。其中，雍正九年（1731年）增设4500名。宣镇增兵3955名。

longlonglo

该镇增兵的马、步比例是“马四步六”，以独石口为例，新兵605名内，马兵242名。以此推算，宣镇扩充马兵1500余名，马兵总数达2500名有奇，是原额的2.6倍，机动兵力大大加强。山西的增兵情况比直隶更复杂。大同镇增兵是在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之后，按“马四步六”召募。据方志记载，镇标增兵1708名，较原议少100名。原设3营，增为4营。

longlonglo

。以此推算，宣镇扩充马兵1500余名，马兵总数达2500名有奇，是原额的2.6倍，机动兵力大大加强。山西的增兵情况比直隶更复杂。大同镇增兵是在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之后，按“马四步六”召募。据方志记载，镇标增兵1708名，较原议少100名。原设3营，增为4营。其次是杀虎口与朔平府，杀虎口协增兵604名，兼辖四营、三堡募兵404名，合计1008名。[99]

longlonglo

三镇绿旗合计增兵10326名，相当于新设一大镇。本次增兵有三个特点：一是周密的布置，经过雍正十年（1732年）的调整，诸多位置冲要却防戍薄弱的营、堡都得到了加强。二是针对要地增兵，原议各处重镇要隘增兵数占总数的87.73％。三是马兵数量骤增，宣、大二镇按“马四步六”增兵，马兵总数超过7500名，出兵征讨，绰绰有余。[

longlonglo

康熙时，曾在漠北地区建成五路驿站，以加强京师与蒙古诸部的联络。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漠北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筑城驻兵，护卫喀尔喀。自杀虎口至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均设驿站。雍正帝在位时，又在漠北和西北相继建成科布多城（周围十二里）、巴尔库尔城（周围八里）、察罕廋尔城和乌里雅苏台城，驻兵屯粮。雍正十年（1732年），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统率喀尔喀四部的蒙古军队，兼理扎萨克图和赛音诺颜两部事务

longlonglo

清军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同时还规定：“嗣后将应发黑龙江等处人犯，遣往北路军营附近可耕之地，令其开垦效力。”次年，巴尔库尔、哈密等处屯田，收获青稞、大小麦等多达六万一千三百石。修筑城驿和实行屯田，加强了北方和西北的边防。[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