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为什么到处饥荒饿死了大批人?进口粮食不好吗?殖民地时期的中国海关
1世纪,习惯了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可能会反问,民国期间到处饥荒,进口粮食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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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以30年代极为可怜的粮食消耗量来计算,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不仅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还能够进行一定量的出口。在中国农业社会无法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前提下,放开粮食进口,打击的是中国经济秩序和自耕农的生存空间。
而为了保持粮价,为了收购更多自耕农的土地,控制中国粮食交易的地主与米商们宁可粮食烂掉,宁可将陈米烧掉,也不会因为洋米洋面的冲击,就放出积压粮食给灾民吃。现在中国网民经常嘲笑印度人均粮食不如朝鲜,还能出口粮食,民国这方面真不如印度:
“自十九年丰收以来,仅长沙市一埠,数年间谷米存储,由陈而新,由新而陈,现逾二百余万石,以本市人口计算,可供二三年之需。”
这看上去是开元盛世?实际上是经济停转:
“顧江西米谷素以滬、汉为销纳场所,乃长江下游,因洋米倾销,固无下行之希望,而汉口有湘米灌注,且受洋米、洋麦影响,赣米亦无插足可能,省内各地,除南昌、九江,可以销纳少数米谷外,均苦于出路穷绝。”
印度好歹粮食还能出口,而当时的中国粮食丰收。丰在谷仓,烂在窖中,自耕农卖不出粮破产,灾民依然无以为生。而根据南京条约规定,粮食和大多数商品一样,5%关税就可以进口,再缴子口税2.5%就免于一切中国国内税收。
在殖民时代,虽然大多数殖民地处于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大不一样。和传统农业国相比,殖民地农业往往会有几个特点。
1. 粮食无法自给,依赖进口。
2. 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
帝国主义的目标正是如此,要摧毁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依附性结构的殖民地经济。不仅要靠帝国主义才能赚工钱,甚至吃饭也离不开掌握新大陆空旷土地的帝国主义。
以广东为例,作为海口通畅的相对发达地区,广东进口粮食并没有什么错,可是1927年到1935年期间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实在骇人。传统上向广东输出粮食的农业省份,问题就不仅仅是“多收了三五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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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切,稍微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要调整海关策略,纠正1843年以来的积弊,最起码要让中国这个农业国拥有相对稳定的粮价。在1932年的洋米冲击后,【谷贱伤农】的口号响彻整个中国知识界,导致了广东省政府的有识之士也在极力推动征粮食进口税。
只是倾销中国,掌控粮食命脉的洋行米商又岂是好惹的,如果敢对他们征税,他们就敢让三千万的广东人吃不上饭!933年9月19日《越华报》透出了赤裸裸的威胁:“洋米商不足惜,其奈我粤三千万民食及全省米商营业何?”同年9月,广东粮价大涨,操控意图极为明显。
面对洋米商的威胁,当时省政府农林局长冯锐字字真诚地劝说道 “政府对于米税的征收,系经过长期间之研究,并非率尔为之。且洋米确具不能不征收专税的理由。
首先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而农产品的输入竟有如此之巨,恐长此以往,中国人民的膏血将为外人吸尽了;
其次,谷值每担已由七元跌到三元四角,且米价虽低也没有销路,理由是土米销路已给洋米占据了,弄成农民日夕勤劳,而田中收获尚不足以弥补人工肥料,在这种情况下,试问何人还肯去耕田?” 应该说得益于广东省政府较为高明的手腕,没有大幅度提高税收,而是灵活设置广东不同地方关税,再利用当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向英国施压,1933年12月中国海关自《南京条约》后终于再一次对外国大米征收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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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整体上这不能改变中国粮价随世界倾销水平大幅波动的事实。自耕农因此大量破产,土地向少数有积蓄的地主集中。于是“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破产农民纷纷转投苏维埃,正规红军在数年内从3万上升到30万。
接下来就是本系列上一篇讲过的故事。英国籍总税务司向蒋介石拨付“关余”,发动第五次反围剿,迫使红军长征——可是这农民革命军,本来就是你们海关动员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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