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 白人殖民者的后代还在不断蚕食 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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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丁美洲，殖民主义的毒素远远没有得到清算。几百年来，印第安人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据秘鲁官方资料，该国贫困和赤贫阶层集中在印第安人居住的边远村落；大约79%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9.8%印第安人仍然是文盲。在印第安人占人口43%的危地马拉，80%的土地为2%的非印第安人所有。在玻利维亚的艾马拉和克丘亚人中，文盲率高达90%以上，中美洲的印第安妇女中直机74%是文盲。在墨西哥帕斯州12岁的儿童中，营养不良高达70%，在不到一岁的儿童和1~4岁的儿童中，营养不良分别是死亡的第一和第五位原因；一百万左右的印第安人中，每30万人只有一名医生，许多人死可医治疾病。
      
      法律更是当局和大地主手中捏着的牌，在恰帕斯，有一椿类似黑色幽默的悲哀案子：一个被判决入狱的农民，其罪名是杀父，而来监狱看望他最多的人是他的父亲…… 　　这些底层的印第安人主要是农民。在玻利维亚，他们占农村人口的95%；在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分别占76%、73%、68%、50%。因此印第安人问题又与农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殖民主义老帐还未清算，新自由主义新帐又在累计。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最宝贵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属于他们的“领土”。印第安人自我处理的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耕作方式、与大自然和谐的文化观念都有赖于处于边远地区、大自然纵深的属于部落的土地。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进，土地的价值越来越昂贵。秘鲁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新土地法规定，国家有权将部分原属部落的土地以拍卖或特许的方式转让给私人开发商。1992年，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修改了作为1910年资产阶级土地革命主要成果的宪法第27条，允许买卖土地，使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农民的村社土地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也是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得以在恰帕斯发动起义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资源的“开发”首先要面对这些地区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土地。
      
      秘鲁印第安居民与西方矿产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eleum）不断发生冲突，智利水电站的修建威胁着淹没印第安人的墓地，外国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对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石油开采与印第安部落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拉圭土著人协会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失去其原有土地的98.2%。墨西哥福克斯政府2001年倡议的“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包括对墨西哥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勘探”，“蓝色山区”（Montes Azules）被囊括其中。这里是恰帕斯印第安居民生活的地方，当地居民长期栽培的药材为墨西哥医药提供着75%的原料和每年450亿美元的利润。不仅以往的开发丝毫没有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新计划也完全无视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权利。
       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近20年来墨西哥农业几乎不复存在。在这个将玉米与创世神话联系在一起的玉米发源地，在这个视玉米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国家里，40%的玉米消费如今要从美国进口，而且进口来的几乎是在美国用于喂牲口的黄、硬玉米！秘鲁旅游业的“繁荣”是农民破产的一面境子，镜子里照出的是印第安人丧失尊严的面容。
     
     在印加人古城库斯克附近，五岁的女孩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拉着游客的手不厌其烦地说“请听我用克丘亚语唱支歌”。入学年龄的男孩用五个戴着毛绒羊驼偶的小手指向放客不停晃动，换来的是豪华旅馆大玻璃窗内放肆的笑声。而直到今天，库斯克的天主教会居然还援引“征服者的权利”要求自行收取六座天主教堂的入门券。
      
     近二三十年来，巴拿马大批非印第安人从各地涌向印第安人领地滥伐森林，毁坏印第安人的家园。据会计，如果该国印第安人的处境仍然得不到改善，在21世纪占全国人口8%以上的印第安人将难逃灭种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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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他人”？ 　　也许，如果不是出于劳动力地需要，殖民主义者早就希望该死的“劣等种族”、弗朗兹•法农所形容的“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从大地上消亡。我们低估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存在。从殖民主义诞生的第一天起，殖民主义理论就是为这种政治制度护驾的贴身卫兵。同时，与之抗衡的思想与理论也随之产生。因此，在思想领域里，“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与殖民主义同样古老的辩题。 　

    　保加利亚藉法国作家托多维夫1987年发表的著述题为《美洲的征服与“他人”》，被国内知识界崇拜的美国作家稣珊•桑塔格在她的《注目他人受刑》中也提及这个概念。耶稣不也早就在传播对“怜人”的爱吗？殖民初期，一批执着于原始教义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当了最早为“他人”呐喊的荒原孤羊，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是他们当中优秀的代表。1550和1551年在宗主国西班牙本土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涉及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是拉斯•卡萨斯，     
            另一方是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塞普尔维达（Sepulveda）. 　　塞普尔维达曾这样直白地写道： 　　让这样的人（指“被发现的野蛮人”—本文著者）服从君王和更文明的、更人道的国家的统治，这种做法从来都是正确的，从来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如果他们反抗这种统治，就可以用武器对付他们，这样的战争根据法律规定是正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战争似乎是自然的产物，因为狩猎艺术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这种艺术对付野兽，也可以使用它对付那些生来为奴却逃避奴役制的人—因此这种战争是天然合法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拉斯•卡萨斯则留下了至今在西班牙遭到贬抑的传世之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揭露殖民者的杀戮行径。支持拉斯•卡萨斯的有整个一个古典党派。萨拉曼卡学派起源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神学运动。他们也参加了巴利亚多利德的论战。萨拉曼卡学派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了诸如对美洲的殖民活动、经济道德观导向、国际法、国际仲裁理论、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时代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而且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甚至经济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处于第一线、了解具体情况的拉斯•卡萨斯更是将这些理论加以发挥，论及了应如何尊重当地首领、如何以双方自愿的条件下签署政治协议等具有现代国际法意味的命题。萨拉曼卡学派的核心思想反映了两个划时代的突破：视各色人群具有统一的人性；从道德和法学上同等看待欧洲和美洲。这是对欧洲中心论最初的破坏。 　

    　以后，在拉丁美洲发展进程中，关于印第安人的处境、地位，国家政策的讨论时起时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史上的“实证主义”时期，有过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的“解放思想”大辩论。殖民主义者的变种生物决定论者竟然以“一个印第安人或印欧混血人的大脑一般比一个纯种白人的大脑要轻5~7甚至十盎司”为理论论证“从生理角度看，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脑体与一个今天已经衰老的人类心理阶段一致。”19世纪阿根廷的著名总统萨米恩托提出“进步就是移民，就是从欧洲移民”的口号，对潘帕斯草原进行了如美国独立战争后针对西部印第安人的大清剿，以消灭印第安人和“高乔人”为代价，推进“文明”，根除“野蛮”。再以后，有过善意的、但带有救世主倾向的“印第安主义”思潮，有过不乏同化意图的“一体化印第安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时期粉饰现实的、沾染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宇宙种族”论，等等。
  　　在反对殖民主义理论、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阵营里，同情和呼吁之声也如水长流。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曾用文学语言表达了他深情的眺望：“阅读上述那些书时（指印第安人的史籍），我们并不觉得是在阅读一本纸张发黄、用字拘谨、字母S像五一样的书籍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在看一双格查尔鸟的死亡，看到它是怎样因尾羽被折断，最后哀鸣而亡的。用我们的想像力，可以看到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深藏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秘鲁人塞萨尔•巴列霍用诗句描写“死去的田园诗那悲哀的蓝”，召唤“对勇武的种牛时代的怀念”。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已经指出：“印第安人问题只能靠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应该由印第安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秘鲁作家冈萨雷斯•普拉达于1908年发出的预言到20世纪变成了大规模的现实。
　　改善印第安人境遇的方式有两种：或者压迫者的心灵得以软化到承认印第安人的权利，或者被压迫者在精神上获得足够的勇气迫使压迫者接受教训。如果印第安人把用来喝酒、过节的钱拿去购买枪支弹药，如果他们在茅屋一隅、山河一角藏上一件武器，情况就会改善。别人将被迫尊重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以暴力还击暴力、以此教训抢夺他们羊毛的主人、以政府的名义拉他们去从军的士兵、偷窃他们家畜和牲口的强盗。 　

  　不要对印第安人宣让谦卑和忍让，要让他们鼓吹自尊和反抗。三四百年的屈从和耐心又使他们获得了什么呢？压在他们头上的权威越少，他们获得的自由越多。一个启发性的事实是：在远离大庄园的村社里，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在政府较少光顾的庄户里，人们享有更多的秩序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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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 世界无法再无视的一种“存在”